学习中共党史心得之十五——毛泽东的成功背后有周恩来的“助攻”

毛泽东的成功背后有周恩来的“助攻”

学习中共党史心得之十五

万保民

    伟人毛泽东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是党的“一大”十三名代表中最成功的一个。他的成功固然是他个人才华和奋斗的结果，但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毛泽东在成功的路上也离不开战友、同志的支持和协助，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与毛泽东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合作关系，此后，两人在一些共同的经历中对党的事业产生共同的理想。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时，两人都在广州，商讨对策时都主张进行反击。大革命失败后，两人都举起枪杆子，领导武装暴动。先是周恩来领导八一南昌起义，40天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在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两人都受到了“左”倾盲动主义领导给予的错误处分。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两人天各一方，一个隐蔽活动在敌人心脏的上海，一个转战于偏远的湘赣闽粤深山。但通过组织系统都了解彼此活动信息和思想倾向。自此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周恩来作为党中央负责人，直接指导毛泽东的活动，到达中央苏区后，亦是如此，也就是说，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的上级。历史表明，毛泽东的成功背后有周恩来的“助攻”。

    一、如果没有周恩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受排挤后就很难复出。

    在瑞金时期，毛泽东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主张与中央按照共产国际指示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方针格格不入。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大会在中央未指示改组前委的情况下，改选了前委。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这一职务由陈毅担任。其间，在上海的党中央听到汇报，了解到中央苏区的情况，立即觉察到红四军领导层分歧严重，在讨论中，中央主要领导层中，有的主张要处理毛泽东，有的主张调毛泽东到上海中央工作，而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则认为，毛泽东创建农村根据地，壮大了红军，并没有什么错。在周恩来的力主下，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八月来信）,8月20日，指示信写成并发出。信中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明确意见，明显地赞成毛泽东的观点。8月下旬，陈毅到达上海。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的汇报，并决定组成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这封信是周恩来叫陈毅起草并由周恩来审定的。九月来信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对红四军领导人有所批评，但是强调了团结，要红四军前委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提高指导机关的威信，并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从此毛泽东复出。毛泽东看到中央的来信，十分高兴，回到前委即着手筹备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1929年12月28日、29日会议在上杭古田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陈毅在会上传达中央精神，毛泽东根据中央精神和红四军的具体情况做政治报告，朱德做军事报告。

    1931年4月，中央负责人王明为推行其左倾路线，派出三人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又一次被排挤。

    1930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决议周恩来为书记。可当时周恩来在上海实际领导中共中央的工作而分身不得，书记一职便由先期到达江西苏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代理。而王明就是反六届三中全会才上台的，1931年4月，王明派出“三人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很快中央原派的项英就遭到王明新派来的“三人团”所排斥。

    在中央苏区享有很高威望的毛泽东这时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和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虽说王明、博古并不一定愿意与“山沟里的秀才”毛泽东打交道，但慑于他在红军、群众中的声望还不想得罪他，甚至还想拉拢他，利用他手中的枪杆子和声望，为其推行“左”的一套方针、政策出力。

    1931年5月，项英被撤销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便由毛泽东代理。

    6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项英的主席职务改由毛泽东担任，朱德、项英任副主席。

    毛泽东一时成为苏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加上他成功地领导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组织的两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一时声望大增。

    本想拉拢毛泽东的王明，一看毛泽东的威望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同时，发现毛泽东还有一整套自己的见解和方略，根本不可能服服帖帖地完全听命于他的指挥。如不制服毛泽东，那么好不容易夺来的中共中央领导权就有被架空甚至丢失的危险。于是，他准备对毛泽东下手了。

    1931年10月，王明离开白色恐怖的上海，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央政治局同时也决定，周恩来赴中央苏区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9月下半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6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3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24岁的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个中央临时领导机构，随后便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路线。王明在离沪赴苏之前，为消除推行“左”的一套的阻力，给中央苏区发了一个又一个电报，目的是把他那一套强加给中央苏区。

    9月1日，王明向中央发出了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对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批评。

10月，王明又以中央名义发来电报，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1931年11月5日，赣南会议（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三人团为树立威信，更加彻底地贯彻执行其错误的冒险主义与教条主义思想，不顾实际，强行撤销了毛泽东中共苏区代书记的职务。

    1932年10月3日至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的小源村召开全体会议，即史上著名的宁都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有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在前方的中央局成员有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列席了会议。

由于周恩来在前线指挥作战，开始的时候，会议由任弼时主持,于是有着临时中央支持的后方首脑占了上风。

    会上受到点名批评的毛泽东不停地吸着烟，一脸严肃，态度镇静。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是从来不让步的，面对来自“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无端指责，他毫不妥协、据理反击，冷静地分析了整个战场的形势，说明红军早应执行向赣东北发展的方针，以利于粉碎敌人的“围剿”。

    毛泽东话音刚落，后方一位领导拍着桌子站了起来：“我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对形势的分析与战略方针的设想是不符合实际的，对错误承认和了解不够！”

    许多人在压力下沉默了，不敢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时，原“三人团”的成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勇敢地站了出来，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中央派来苏区工作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和领导人……总之，我的意思是：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王稼祥看到自己的发言使会议气氛紧张起来，便和缓地淡淡一笑道：“大家知道，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深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我不赞成这种做法，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相信不会被认为是什么‘小团体或宗派主义’。因此，我请大家撇开个人义气和人事纠纷，慎重考虑我的意见。”

    会议主持者的不满神色溢于脸上。一时会场鸦雀无声，静得令人喘不过气来。后方中央局成员又趁热打铁，坚决要求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

    所谓“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于1932年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

    正在前、后方中央局领导成员争论得不可开交之时，周恩来从南城、广昌前线飞马赶来参加会议。他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最高首长，显然要担任“裁判”的角色。

    周恩来处于两难境地，针对会议斗争激烈的情况，他采取了调和双方的立场。他首先以温和的态度批评前方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后方中央局个别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了。

    会议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后方中央局成员提出毛泽东应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周恩来从大局出发，竭力维护和支持毛泽东，力主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作战，认为“毛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并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毛泽东负责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个方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要毛泽东留在前方，而不同意将毛调回后方。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前线。但是，与会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毛泽东本人鉴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也不愿在别人监督的情况下“负责指挥战争全责”，坚决不赞成后一种方案。会议通过周恩来提出的前一种方案，即“毛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必要时到前方”。

    会议结束后，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后方中央局借口毛泽东身体不好，撤销了他刚刚恢复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调他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并于10月12日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公开了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工作岗位的消息。毛泽东的最后一点兵权竟然在最需要他的紧急关头被剥夺了。

    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批准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随后，毛泽东去后方长汀福音医院休养。周恩来、王稼祥把毛泽东送出了宁都城。临别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毛泽东还幽默地对王稼祥说：“你和我都是少数，不服从不行，我只好到后方去了。好在革命不分前方后方，哪里工作都一样，你就别争了吧。”一向幽默的毛泽东这次再也无法笑出声来。他心中充满了苦涩，但还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地服从了临时中央的决定。毛泽东在后来说：“宁都会议后，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

    宁都会议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积极进攻战略”,同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这次会议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即将到来的紧迫情况下，排挤和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和指挥，不仅给当时红军的前线指挥机关造成了困难和不利局面，而且成为后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3年9月，国际共产主义代言者（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这时蒋介石正亲自挂帅，发动100万大军、200架战机，对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浩浩荡荡的“围剿”战，意图一举将我红色力量鲸吞蚕食，歼灭在瑞金一带。与蒋介石方面浩浩荡荡的围剿相比，我中央苏区也开始了如火如荼的第五次“反围剿”工作，目的只有一个，用各种可能的手段，粉碎敌围剿计划，保留我红色火种，但因为没有毛泽东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归于失败。

    在1934年1月中旬中央六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尽管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却被免去。周恩来向博古表示，以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似无此必要”，但博古等仍坚持原议。从这里可以看出，周恩来一直是力挺毛泽东的，这时毛泽东还保留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职务。

    二、如果没有周恩来，毛泽东就参加不了长征。

    1934年5月，在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之后，中共中央开始酝酿战略转移，并报经共产国际同意。由于事关重大，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能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为了筹划战略转移的相关事宜，中央书记处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落实和保障准备。

    长征之前，一般干部的去留，不是由中央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单位，由各自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当时，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张闻天），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因此，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而高级干部的去留，则是由“三人团”决定。

    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人员的去留问题属于“核心机密”，留守人员名单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完全是由“三人团”决定。凡反对过博古、李德等人，或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所谓“毛派”人员，都被留了下来。

    在研究留守人员名单时，博古、李德只就军事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方面则只是告诉他一个数字。高级干部的去留都是博古、李德说了算，具有很浓的个人感情色彩，存在明显的宗派倾向。博古、李德尽量将他们认为犯有“右倾”错误、不执行中央路线的人，留在中央苏区。

    想象得到,主力部队转移之后，红军留守部队将面临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剿”。况且，留守部队大部分都是伤病员，甚至很多是重伤员，已经基本失去战斗力，一旦苏区陷入敌手，留守人员的前景就可想而知了。

    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第一个被考虑留下的是项英。项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经验，委任他为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项英临危受命，表示坚决服从安排。项英后来为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直至在“皖南事变”中牺牲。

    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是时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陈毅。陈毅在兴国前线指挥作战时身负重伤，此时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休养。陈毅只好服从中央决定，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与项英一道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瞿秋白的名字也出现在留守名单里。对于这个决定，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毕竟瞿秋白曾是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找到博古等人，希望能把瞿秋白带上，但博古予以拒绝，认为瞿秋白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1943年12月，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曾回忆说：“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1935年2月，瞿秋白在突围途中被俘，后被国民党残酷杀害。

何叔衡是中共一大代表，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内务部代理部长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后因反对错误的“肃反”而被撤销全部职务。红军主力长征后，时年58岁的他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39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

    刘伯坚、贺昌、陈潭秋以及所谓“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毛泽覃、古柏等同志因此也上了留守人员名单。

    曾经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也差点没能跟随大部队进行长征。他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曾经反对过李德的瞎指挥，所以也被列入留守名单。后经周恩来据理力争，刘伯承才随主力红军一道长征。

毛泽东一开始都没有列在长征名单之中。由于博古、李德不准备让毛泽东参加长征，1934年9月，将毛泽东安排到于都去调查研究。红军转移出发前，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的首长警卫员都去供给处领被装物资，就去领毛泽东的那一份，但负责发放物资的干部在供给名单上却没有找到毛泽东的名字。此时周恩来正在指挥红军转移的工作，当他查看留守人员名单时，发现了毛泽东的名字，他马上找到了博古，说：“毛主席是苏区共和国的政府主席，绝对不可以把他留下。”在周恩来的坚持下，博古也只好同意，毛泽东才得以参加长征。

    设想，如果不是周恩来，毛泽东就参加不了长征；如果毛泽东留在苏区、不参加长征，那中国革命将是个什么结果？

    三、如果没有周恩来，毛泽东在通道转兵的主张就不能实现。

    长征之前，因毛泽东已经被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只留任中华苏维埃主席一职。此时，中共中央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西征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是没有向毛泽东透露这一消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尤其是在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由出发前的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余人。1934年12月10日，红军翻越长征中第一座大山——老山界，来到湖南通道县。然而，伤病缠身、缺衣少食、弹药不足……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刚刚突破湘江的红军官兵，一股悲观不满的情绪在红军将士中蔓延。当时中央红军领导人博古情绪一落千丈，曾一度拿着手枪不断朝自己比划，意欲自杀。“左”倾领导者不顾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执意要按原计划北上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而此时，蒋介石已调集20万兵力，布置在湘西城步、靖县、会同一带，以“口袋”之势企图一举消灭红军。毛泽东认为，红军如继续北上，无疑将钻进敌人预先布置好的罗网。毛泽东知道这时找博古反映只会碰一鼻子灰，只有向周恩来谈谈自己的看法，千万不能向红二、六军团会合。周恩来觉得毛泽东的意见很重要，但要改变原来的决定，事关重大而且紧迫，这时要博古召集政治局会议已不现实，就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于1934年12月12日在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周恩来、博古、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七人参加。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对于毛泽东的建议，李德等人拒不接受，但由于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张闻天的多数同意，临时决定转兵贵州。会后，博古、李德仍执意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于是1934年12月18日到了黎平，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讨论，才正式确定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

    转兵电令发出后，全军即刻贯彻，坚决执行。周恩来亲自到红一军团一师先头部队中，交代检查任务落实。12月13日，中央红军从通道分两路转兵西进，一路由通道的县溪，进入靖15县的新厂、平茶，然后由新厂、平茶分两路进入贵州；另一路在通道的播阳集结后，进入贵州的洪州，向黎平进军。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转兵的建议不可能被中革军委采纳，也就不会有通道转兵，中央红军就有可能遭灭顶之灾。

    四、如果没有周恩来，毛泽东不可能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大家都知道，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我党历史重大转折的重要会议，主要是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央军事上的领导地位，这为党和军队从苦难危机走向胜利起了决定作用。但是遵义会议这一成果来之不易。要让大家重新认同毛泽东，让他重进军事最高决策层，能担当此重任的非周恩来莫属，因为他是中央最高三人团的成员之一，而且威望盛高，他起的历史作用有：　

    一是说服博古主动交权。周恩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内地位举足轻重。红军到遵义后，按预定计划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派人通知刘少奇等人参加会议。因为是讨论军事问题，各军团负责人也从前线赶来参加会议。这个会议由博古主持，他讲完话后，会场气氛紧张。然后，周恩来作副报告，明确指出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检查了自己的责任。同时，他又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他的发言使会议出现了转机。会议开了三天。会议认为，书记处、政治局对军委领导非常不够，书记处应负更多的责任；军事领导的错误应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同志负责，而李、博应负更多的责任。会议最后作出下列决定：第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第二，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第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第四，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关于周恩来的这一重大的关键性作用，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不久，对红一师的师长李聚奎曾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出席遵义会议的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博古，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对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村子进一步改组中央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的谈话推心置腹，大意是：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招致很多人不满，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史称的“博洛交权”，张闻天成为一把手。

    张、王、周，特别是周，对于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这时不是一把手，为什么说他成了领导核心呢？还是如周恩来对博古所说的：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起到了这个作用。正是基于此，我们可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二是支持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遵义会议后不久召开了常委会，有张闻天、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参加，王稼祥、李富春、彭德怀列席。毛泽东提议常委内部分工，提出两个方案：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苏维埃工作由博古负责，组织局的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另一方案是，他做苏维埃的工作，恩来做军事工作，博古做组织局的工作。彭德怀赞同毛泽东的第二方案，同意周恩来做军事工作。周恩来没有同意彭德怀的意见，表示他可做军事后方工作，即组织局的工作，毛泽东应做军事工作。

    1935年11月3日，红军到了甘泉下寺湾，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参会的有张闻天、博古、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李富春、彭德怀、凯丰、李德、刘少奇、林伯渠、罗迈（李维汉）等。洛甫报告提出：应公开中央直接领导名单，对外用西北中央局的名义，成立西北中央政府。常委内部分工，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组织局的工作由周恩来负责。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说：我身体不好，需要休息。恩来过去做过军事工作，兴趣较大，红军工作还是很重要，前方可增加个把人，恩来同志可到前方去。在这次会议日前召开的常委会，决定红军南下直罗镇消灭敌人，中央带中央机关到后方瓦窑堡，到前方就是指挥红军作战。他支持毛的第一方案，但是主张周也参与军事领导。

    毛泽东马上采纳王的建议说：分工方面同意军委7至9人，主席由恩来负责，稼祥应继续干，副主席可由我负责，在后方做。周恩来早有让贤之想，因而在博古之后发言说：分工上次已决定军事领导，现在不必更换。个人工作，愿做军事工作。在后方我可负担动员工作。不必变更军事上总的领导。支持毛的第一方案。他的话言辞恳切，一言九鼎。虽然毛泽东再一次发言说：军事领导，德怀、恩来，恩来为政委，应信托他们。但是洛甫最后宣布：常委决议，军委主席毛泽东兼政委。大的战略问题军委交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可由他们全权决定。恩来做组织局的工作是适当的，后方军事工作由组织局领导。

    会议决定中央军委对外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至此毛泽东成为全党军事指挥的第一把手。而当时军事工作是全党的重心，这就为毛泽东后来成为全党的主席奠定了基础。

    五、如果没有周恩来，毛泽东在苟坝会议上的正确主张就不能被采纳。

    1935年2月20日二渡赤水后，3月10日，红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联名致电中央，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消灭驻扎在那里的黔军王家烈纵队，以振奋下部队士气。接到电报，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于1935年3月10日至12日，在遵义市枫香镇苟坝村一间民宅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这就是苟坝会议。从议题看，这只是对一次作战方向的研究，但会议的经过却顿挫波折，结果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会上，与会者一致赞成乘着遵义战役胜利的士气，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坚决反对，毛泽东认为，如果红军贸然进攻打鼓新场，将面临在黔北集结的敌人重兵，对红军极为不利。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意见始终不能统一，最后二十多参会者投票决定，只有毛泽东一票反对，会议决定，少数服从多数决定攻打打鼓新场，最终决定由周恩来起草命令，拟于第二日早晨下达。那夜，毛泽东怎么也睡不着，他在为红军的命运、革命的前途担忧。刚才会议通过的作战计划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提着马灯，走向三里外周恩来的住所，问他作战命令下达没有，听周恩来说还未下达时，毛泽东说:“千万别下，刚才我派去侦察的警卫员回来了，敌人打鼓新场又增加了兵力”，周恩来认真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又去说服朱德，果断决定再开会讨论，第二天一早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他们说服了参会的其他同志，最终撤销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使红军又一次避免了灭顶之险。毛泽东说：“苟垻会议没有恩来，红军战车必陷泥潭”。

    但这一场惊险，也让当时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认识到，每逢战事就要召集20多人开会讨论表决，根本无法适应战场瞬息万变的情况。于是3月12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并获得会议通过。

    以上历史事实表明，周恩来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最得力的助手，最好的同志，是毛泽东在成功路上的有力“助攻”,真可谓：“谋事在毛，成事在周”。

(2022.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