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云下的一束白光——江西德安“特科”

乌云下的一束白光

——江西德安“特科”

莫栋梁

    1930年至1936年，是中国共产党的至暗时期。中央红军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围剿，最后只能放弃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全国的中共地下党惨遭破坏达百分之九十五，有的地区甚至是百分之百。但是，由中革军委领导下的中央特科于1934年4月，暗中配合爱国将领莫雄建立的“国民党江西省第四区德安行政督察专署”和“保安司令部”，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庐山脚下）却能偏安一隅，不但在国民党特务机关虎视眈眈下积极活动，还分别让数十名地下党同志成功打入“南昌剿共行营”和康泽的高级特务训练班；在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关键时刻，成功地获取了敌人全套的军事围剿绝密计划后报送中央，促使中央红军及时进行战略转移，突破重围，实行长征。1935年至1936年，德安的特科人员转移潜伏到贵州毕节“行政督察专署”和“保安司令部”，掩护数千名红军长征遗留在乌蒙山区的伤病员安全撤离，让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一枪不发”顺利地进占毕节，休整扩红达半月之久，然后继续长征。奇葩的是直到这个时候，“德安特科”完全没有暴露，顺利完成中革军委的任务后全身而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特殊的案例。

    一、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坚决执行党中央“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

    说到“德安特科”，绕不开的一个人物是国民党资深元老莫雄。莫雄，广东英德人氏，出身贫雇农，16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历经辛亥革命战火的洗礼，由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孙先生亲自提拔的粤军少将（后官至国民革命军中将）。他生性豪爽，英勇善战，人脉广布，在国民党军政界素有“莫大哥”之称。他对孙先生的“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矢志不渝。他亲眼目睹蒋介石践踏孙先生的三大政策，公然使用阴谋手段大规模地镇压粤军，窃取国民党军政大权，随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蒋介石的种种卑劣行径令莫雄产生了强烈的反蒋意识。1930年，莫雄在上海赋闲期间，“偶遇”曾经在“国共合作”期间担任莫雄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政治部主任的中共代表刘哑佛同志。莫雄急切地向他打听中共的实际情况，他深深地意识到推翻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此时中共正在实行团结一切力量与蒋介石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已经是中共特科的刘哑佛在李克农同志的指示下主动接触莫雄。刘哑佛在大革命时期与莫雄关系密切，了解莫雄。当刘哑佛与莫雄深谈之后，知道莫雄也在谋求与中共合作反蒋，他马上向李克农汇报，李克农指示严希纯、项与年等同志进一步对莫雄开展统战工作。在严希纯等特科同志的教育和感召下，莫雄的革命觉悟得到极大提高，从单纯的“共产党主张的社会主义就是孙先生所说的民生主义”上升到“推翻封建资产阶级，建立如同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他竟然提出参党的强烈要求。李克农指示严希纯回复莫雄：“你是革命的老前辈，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你参加共产党的请求党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你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因此，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党为宜。要做个共产党员并不难，我们党难得的是有一个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又一心为党工作的同志和朋友。今后，参党的机会是很多的，你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党需要你做的事，而又是你力所能及的，就请你帮忙解决。你认为对党有利的事情，你就尽力去做，如果你能做到这两件事。我们便十分满意。”在这期间，严希纯请求莫雄帮忙营救关押在上海监狱的地下党同志，莫雄通过上海警察局长文鸿恩，顺利地将这几位同志“保释”出狱。后来，莫雄被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任命为财政部“税警总团”总团长，指挥三万多精锐的税警部队参加了上海“一，二八”抗战，曾因战功赫赫备受赞誉。1933年末，税警总团因为被蒋介石怀疑生变而予以接收，莫雄遂被免职。蒋曾示意让莫雄到江西剿共，莫雄借口要做痔疮手术而婉拒。作为抚慰，蒋给了莫雄3000元法币。这时十九路军发起反蒋的“福建事变”。他接受党的指示到福建了解情况，授意向蔡廷锴提出与中共合作的三条建议。可惜福建事变中的几位首脑行事懈怠，而中共方面受到共产国际不与资产阶级合作发蒋的影响，“福建人民政府”流产。莫雄意图利用这个机会骗取蒋介石的信任进而掌握十九路军部分部队，却被蒋介石名义上委任为军事特派员，实际上他已经通过收买手段降服了福建事变中的部队。蒋介石对粤军出身的莫雄是存有戒心的。但莫雄行事缜密，一方面向严希纯汇报十九路军的情报，一方面也向蒋介石“邀功”。负责监视福建事变的特务头子戴笠在一份向“蒋总裁”报告的电文中曾这样报告：“职已与莫雄详谈，所述闽情况供参考者颇多。莫断不至为蔡用。彼对闽当有多少办法，愿来效力也”。（摘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机要课电报摘由笺”）

    1933年冬，李克农已经撤离上海，上海特科工作由王世英接手。他通过当时的中革军委领导武胡景批准，指示严希纯同志到上海与莫雄正式建立“工作关系”。

    这时蒋介石处理完福建事变，全心投入对中共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采用了“围而不攻，步步为营，逐步推进”的策略，计划动用一百万军队，筑建14000多座的碉堡将中央苏区团团包围，然后将苏区红军压缩到狭窄地区，以十倍以上的兵力与红军决战。对敌人的阴谋，中革军委已经从多个渠道包括对敌人来往电文的破译中获释，并已经做出最坏的打算准备放弃苏区，突破重围实行战略转移。共产国际也对中共中央的转移计划予以批准。但对具体的突围时间和敌人的军事部署，中革军委并没有掌握。严希纯指示莫雄到南昌找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军军长薛岳，以求打入国民党剿共部队获取第五次围剿的军事计划。莫雄满怀信心的找到薛岳，谁知薛岳并没有师级以上的任命权。天公作美，却让莫雄在南昌遇见蒋介石的当红幕僚、南昌剿共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杨向来赏识莫雄这位战将，他把莫雄推荐给蒋介石，让蒋委任莫雄为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此时蒋对莫雄全无戒心，不但让莫雄当这个专员和司令，还让莫雄自己组建督察专署和保安司令部。莫雄怀揣着任命书和两份空白的组织表，马上回上海找到严希纯。他激动地向严表示，请求党组织信任他，派出地下党同志来搭台组成这个专署和司令部，他当专员和司令，听从党的指示，他要“用蒋介石的拳头来打蒋介石的额角”。

    严希纯马上将这个情况向王世英汇报。经过周密的讨论，中革军委批准了王世英协助莫雄组建江西德安专署和保安司令部的计划。1934年3月末，经南昌剿共行营批准，一个由中共中央特科派员组成的江西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署和保安司令部正式成立。

    人员配置如下：

    江西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署：

    专员：莫雄

    专署主任秘书：刘哑佛

    情报股长：贾绍宜

    文教科长：阮退之

    主任科员：薛代旦

    科长：傅肖先

    科员：丘镛

    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部：

    司令：莫雄

    副司令：胡毅、陈修爵

    主任参谋：卢涛（卢志英）

    情报参谋：梁明德（项与年）。

    以上是莫雄据回忆出的名字。括号里的是真实姓名。据他回忆，当年上海地下党给他安排了几十名同志，能回忆起来的仅有上述几人。而他最熟悉的是刘哑佛、项与年和卢志英。据他分析，卢志英应该是“德安特科”的领导人。按照规定，他们各人都领到了相应的“薪金”，多则几百元，少则一百多元。

    德安地处庐山脚下。庐山是国民党经常召开秘密会议的地方，也是国民党特务的培训基地。德安专署和保安司令部肩负着保卫庐山的任务。德安地区活跃着多支红军游击队，所辖的七个县包括德安、九江、星子、瑞昌、彭泽、湖口等，也纷纷建立了秘密苏维埃政权。蒋介石说，这里“匪患猖獗”，务必尽快予以清剿。为此，南昌剿共行营给莫雄配备了两个保安团，还派出了行营“调查科”特务谢也夫负责驻守。然而，“德安特科”的同志运用了高超的斗争技术，既掩护了莫雄，又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潜伏任务。正如严希纯同志后来在回忆材料中所说：“当时他（莫雄）设在南昌办事处，我们的同志得到他的掩护。南昌是蒋介石的心脏，我们都在这地方大摇大摆地走，就是这个缘故。此事一直没有破坏过。”王世英同志在档案材料中也作了这样的回忆：“……1934年，他（莫雄）担任了江西德安专员兼保安司令，我们利用他派了一批同志到他那里担任参谋处办事员、科员等联络工作。有项（与年）、卢（志英）、丘（吉夫）、刘（哑佛）等。在他掩护下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如九江、南昌建立了据点，设立了商号，在德安即以他的专员公署为据点。……总之，在江西这一阶段，莫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在当时的环境下，能不顾生死，不避危险，这样帮助党确实是很少的。”

    为获得蒋介石对莫雄的信任，“德安特科”在中革军委的“导演”下，出色地上演了你打我退的“双簧戏”。他们率领保安团多次“击溃”了红军部队，“清除”了各地的苏维埃政权。而事实上是红军部队转移到别的地区打击敌人，并在与莫雄部队“战斗”之后，秘密地获得大量的军事物资。各地的苏维埃政权则撤离或“保持静默”。

    经过约半年的努力，也经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审核，莫雄辖区的“共匪”已被“清除”。蒋介石闻讯大喜，传令嘉奖莫雄“考成第一”！这就为莫雄得以“剿共模范”的身份参加1934年9月末在庐山召开的绝密军事会议，获取到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军事计划打下了基础。

    二、蒋介石召开庐山军事会议

    据莫雄回忆，1934年9月末，他接到南昌行营的通知，参加了在庐山召开的高级别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是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五省的省主席、部队司令、军师长、高级参谋。在这个会议上，蒋介石公布了全套第五次对中共中央苏区的围剿军事计划。莫雄回忆道：“会议才开始两天，因其计划规模之巨大，各项布置之细微，阴谋之毒辣，已使我暗自吃惊！”这个计划是由德国军事顾问提出来的。计划由国民党组织150万大军，对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为目标的中央苏区，在指定的某一日同时从四面八方突然合拢包围，以瑞金为中心，包围半径为150公里。地图上划分了许多编了号码的格子，哪个部队在何时何地必须到达地图上所规定的格子位置，并按规定马上布上铁丝网，预留缺口，装以鹿砦、拒马，构筑碉堡、火力网，分段建立粮秣、弹药仓库、医院、绑带所，以及电话网、中继站，等等这些，都有极为周密的布置。在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集中12个师的兵力与红军纠缠以迷惑红军，争取包围部署时间。包围圈一旦形成，这12个师随即撤离。同时立即断绝一切交通，禁止任何人出入，以封闭苏区的消息，断绝红军的一切物资来源。各部队依照命令每日向瑞金推进1.7华里左右，逐步缩小包围圈。届时将在瑞金的四周架起300道铁丝网、30道碉堡线火力网。同时配备1000辆美式军用10轮卡车，快速运送作战部队及时拦截，防止红军突围。

    蒋介石颁布的第五次围剿军事计划，其实部分计划早已经由相关部队实行。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红军付出参战人员四分之一的惨痛伤亡后败退。此后，红军又丢失多地，形势日益恶化。该年7月初，国民党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全面进攻。此时，博古、李德等决策者采取“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的方针，但没有奏效。1934年9月中下旬，中央苏区只剩下七八个县城。陈毅（时任中华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形容当时苏区的狭小地域“拿梭标一捅都能戳穿。”中央苏区的形势无疑已经极端危险。

    蒋介石在庐山会议闭幕的演说中，信心满满地向台下诸将领和地方首长鼓励道：“现在围剿大业已握胜券，望各方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决策，毕其功于一役！”

    会议给每位参会者发给一份第五次围剿计划。会议文件足有两公斤。其中除了包围图表、计划书、指示文件外，还有蒋介石的语录及指示汇编成的小册子。每份文件上都盖有蓝色的“极秘密”字样，并按名单编号存档。也就是说，如果泄密，就可以从编码上立即找到泄密人。可是此刻莫雄考虑的却是马上将这份关系到中央红军命运的情报交给卢志英。当他回到德安后，顾不上吃晚饭，马上将卢志英、刘哑佛、项与年召到密室，神色凝重地说，完了完了，这下红军完了！

    当卢志英等三人重点看完围剿计划后，全身冒汗，问莫雄怎么办？莫雄说：“什么怎么办，你们想办法马上将这份计划送到瑞金，天大的事由我承担！”卢等三人不约而同地向莫雄伸出双手，卢志英激动地说：“我们代表党感谢你！”

    随后，卢志英他们立即启程赶往南昌德安专署办事处，一方面通过电台将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内容向中革军委汇报，一方面安排人手分别用隐形药水将计划的重点抄写到四本《学生字典》上，由项与年同志先是化妆为教书先生，最后又化妆为污秽不堪的老乞丐，用了约六天的时间，极为艰难地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将这份“最具份量的军事情报”送到周恩来手中。“德安特科”送来的这份情报，打消了中革军委一些领导人的疑虑和犹疑，促使“三人团”针对敌人的包围布置，迅速作出了突围日期和路线的决定。

    关于“德安特科”送出的这份情报的评价，国家安全部在“江苏国家安全教育馆”的第五目展位的展版上是这样评述的：“1933年冬，王世英经武胡景同意，由严希纯在上海与国民党元老莫雄建立工作关系。1934年4月，莫雄出任国民党江西省赣北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和保安司令后，项与年、卢志英、刘亚佛等同志由中央特科指派，打入该行政督察专署和保安司令部，及时将莫雄获取的国民党第五次‘围剿’计划等绝密军事情报报送党中央，为中央作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作出重要贡献。”

    中央红军长征后，卢志英接到中央指示，请莫雄将他推荐给薛岳，莫雄爽快地答应了，并顺利地让薛岳将卢志英安排在他所辖的追剿中央红军的中央军中担任参谋。

    三、转战贵州毕节

    1935年3月，蒋介石突然把莫雄从江西德安召至贵阳，要他把德安的全部人马带到贵州毕节，成立贵州第四区毕节行政督察专署和保安司令部。蒋介石要莫雄把随身的笔记本拿出来，蒋在笔记本上画出毕节在云贵川三省的位置，然后神色凝重地严令莫雄带上中央军第六十三师，首要任务是歼灭流散在毕节乌蒙山区约七八千的红军伤病员，同时牢牢掌控毕节这道阻止红军长征部队通往云南、四川的大门。

    要是蒋介石委任另一个反共分子担任莫雄的角色，红军遗留在毕节地区的数千名伤病员命运可堪！

    莫雄接任后马上回到德安，向组织汇报了这一情况。中革军委随即指示“德安特科”随莫雄迁移到毕节，并把卢志英调回毕节，任命卢志英为军委贵州特派员，以粉碎敌人的阴谋。

    接受莫雄指挥的中央军第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在接任后，在毕节设宴招待莫雄一行。在杯盏交错之中，卢志英等观察到陈光中是个酒色之徒。回到专员公署，卢志英和莫雄、刘哑佛商量，这个陈光中必须把他稳住，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酒、色是他的软肋，我们就从这里做文章。于是卢志英给莫雄作了暗示。莫雄听罢哈哈大笑，说这是我的强项，与这类人物周旋，用广东话说这叫“湿湿碎”。此后隔三差五，莫司令与陈师长就有饭局，每次都是酩酊大醉。刘哑佛还了解到陈光中是个色鬼，故此他找来了两个姿色颇佳的歌伎为他们陪酒。后来在莫雄的怂恿下，陈光中娶了这两个女子做妾侍，又热闹了好一阵。

    期间陈光中的部下提醒他要注意军情，“贵阳剿总行营”也不断来电询问毕节专员公署传来的红军残部被消灭的情况是否属实。陈光中听罢以为是莫雄的县警政大队剿灭的红军，连忙打电话问莫司令。莫司令告诉他红军残部其实已剩下很少，他们在荒山野岭不是因伤重而死，就是饿死。剩下的能走得动的，却跑不动。清剿这些“残匪”乃区区小事，不劳陈的大驾，让毕节县警政大队去完成已绰绰有余，这些残匪被消灭的情况属实。陈以为莫司令也和他一样虽然沉迷酒色，但把清剿红军残部的事都交给县警政大队去干确实可以手到擒来。他心想主力红军已经过了贵州，逃到偏远的藏区爬雪山去了，毕节无战事。于是他乐得将剿共任务置之脑后，不加过问。反正这事有莫雄兜着，他是蒋介石的红人，是薛岳长官的兄弟，我是听他调遣的，要怪也怪不到自己头上。况且上一段时间他的六十三师为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累得够呛，正好休整一下。

    莫雄的专署和司令部尽管不断接到蒋介石和贵阳行营顾祝同、省主席龙云的防范红军的电令，但莫雄都将这样的电令扔到一旁。蒋介石的电文写着：“各县长尤须坚壁清野，认真严防，勿得疏懈”。莫雄笑了笑，把电文扔到垃圾桶里。

    在卢志英与中革军委密切联系下，数千红军伤病员在当地红军游击队的掩护下得到及时转移。

    潜伏在毕节的特科在卢志英的领导下，一扫毕节之前的“白色恐怖”，红军游击队和地下党非常活跃。

    由于没有了毕节地区国民党县警政大队的武装威胁，“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队”抓紧有利时机活动频繁。他们隐蔽在大方长石，攻取赫章，占领龙长营镇，袭击燕子口区公所，均毫无阻拦，如入无人之境，顺利地避开了四川、云南军阀的追剿，赢得了宝贵的休整补充时间。中央红军长征时掉队的战士和伤病员，其实并没有蒋介石所说的七八千那么多。他们除了有部分在早期被土豪劣绅、土匪打死之外，大部分在中共游击队的掩护下，利用这段时间得到转移或安置。

    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则利用这段国民党统治力量最为薄弱的期间，抓紧组建毕节地区的地下武装。根据中共的指示，“省工委”委员邓止戈来到毕节，负责发展地下武装工作。他利用这段有利的时间，迅速发展党组织，建立党支部，并与到毕节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川南特委阮俊臣接上了关系，组织和领导了原黔军编余遣返回乡的席大明、周质夫两支部队，形成了有3000多人的武装力量，为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卢志英是中革军委特派员。在他领导下，从德安来的原特科人员用很短的时间了解了毕节地区上述的有利情况。只是中共特科有一条纪律他们必须遵守，那就是不得“横向”与地方地下党组织建立联系。为了深入群众，播种革命种子，卢志英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礼帽，有时则身穿戎装，不知疲倦地对毕节城内城外的情况进行摸查。卢利用公开的身份，帮助宁起枷、尹司农等一批进步青年组织读书会，为读书室开列了许多阅读书目，并汇钱到上海订购了一些进步书刊。每逢周日这些青年聚会时，卢志英都会到场。他给青年们讲解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向他们灌输革命道理。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卢志英发展了宁起枷、尹司农为中共党员，安排他们到专署担任发报室的工作，以增加司令部内的革命力量。

    这一时期，敌人的电报往来全部被中共掌握。有了敌人的密电码，长征中的红军对敌人动态了如指掌。“军情二局”--中共特科所起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1936年初，由贺龙、萧克、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是红军的第二支长征部队。他们从湘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出发，在突破余庆、龙溪封锁线向西转移途中，接到了红军总部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的两次电报，指示“二、六军团可在黔、滇、川活动，应以佯攻贵阳之势，速转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群众地形均可暂作根据地。”

    总部的指令，与红二、六军团寻求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意图不谋而合。于是他们一方面以佯攻贵阳之势直逼省会贵阳，迫敌调动驻防乌江上游鸭池河天险的九十九师、二十三师向贵阳收缩。另一方面，红二、六军团大部队则做好准备强渡鸭池河天险，二月三日清晨占领黔西北东大门黔西县，直指毕节。

    二月五日在县城川主庙，红二、六军团指挥部召开了史上有名的“黔西会议”，会议产生了中共川滇黔省委、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研究了黔西北根据地创建的战略展开。决定分兵三路：第一路由贺龙同志率4师、6师和二军团机关对付万耀煌、郝梦龄纵队；萧克率六军团17师阻击急进之敌；第二路由任弼时、向应、王震、夏曦等率六军团机关、16师、5师西取大定、毕节；第三路18师伺机进占黔西、鸭池河。

    毕节地区顿时陷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境地。远在昆明的龙云政府，一日几次发来电报，安排毕节毗邻镇雄县与昭通的防务。2月18日，蒋介石电告龙云：“据土民云，‘红军’曾调查毕节、镇雄、昭通路线，”要龙云“饬属联络堵击”。19日，龙云即电毕节、镇雄、彝良、昭通等县，转达了蒋介石电报内容，并指示“各县长尤须坚壁清野，认真严防，勿得疏懈。”在云南严令“坚壁清野”，不留一棵草一粒粮给红军。

    然而，红二、六军团已顺利夺取黔西、大方两县，即将兵临毕节城下。

    在中共特科的巧妙安排下，莫雄的保安司令部却出奇地平静，极少有积极的军事调遣与安排。更出人意料的是，一是让归莫雄调度的防守主力犹国材一二一师驻防远离毕节的水城，避开红军兵锋；二是将防守红军西取大方路线上关隘之处的一二一师一个正规营调走，令其回防毕节落脚河，从而使大方防守关隘西溪渡口无一兵一卒，导致大方县城门户洞开。同时将毕节城内的缉查队、保警队调往杨家湾一线负责警戒撤退路线，无疑又为中共贵州省工委组织进步青年在毕节城内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力量迎接红军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卢志英也暗中指示宁起枷、尹司农等深入商铺、货栈、开明富绅家中宣传红军政策，为迎接红军奠定群众基础。

    当2月6日任弼时、王震、夏曦率部占领大方，即将进取毕节之际，莫雄与卢志英、刘哑佛等人密谋了一个明里是“理由充分、方法得当”，暗里是巧妙地向红军让出毕节县城的“抵抗计划”。

    要说当时毕节可用兵力，除新组建而又装备齐全的专署保安团三个营一千余人外，尚有四县保安队、警察六百多人；另外还有犹国材一二一师一个营在毕节门户——落脚河天险凭险守卫；一个营则在县城望城坡、虎踞山等高地筑建坚固工事扼守县城。此时陈光中师长因怠忽职守，沉迷酒色，已被顾祝同惩戒，调所部去修筑公路。但负有调拨这些部队的莫雄司令却放着这些部队不用，临时召集毕节各界代表到司令部里开会。

    会上卢志英提出“招安”席大明部为抵抗红军的提案。他强调红军来势凶猛，兵力强大，而毕节保安司令部兵力单薄，抵抗力量不足。虽然席大明有通共嫌疑，但毕竟是土匪。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可以出钱收买席大明，让这股凶悍的“土匪武装”出面抵御红军，在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我们再行出击。

    席大明部有一千多人的武装。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知道他们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到处“打富济贫”，搅得云南边境、毕节周边河翻水涨，不少富豪世绅均受其害。而且席大明公开协助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攻占赫章，红军给席大明训练队伍，席大明给红军筹粮带路之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卢志英的提议当即受到土豪劣绅的激烈反对。县政大队大队长和国民党党部主任纷纷指明席大明是共党队伍，还拿出上司的文件，说此举无疑是开门揖盗，引狼入室。

    莫雄让众人稍安勿躁，然后对卢志英的提议大加赞赏。他说：“你们多虑了，席大明就是个土匪，哪有不见钱眼开的？他要是接受了我党的招安，那就是被招安的‘土共产党’打‘洋共产党。’”对这样似是而非的理论，土豪劣绅们听罢挠耳抓腮，一时无语。

    在莫雄、卢志英等人的“耐心引导”下，会议居然出现毕节各界恳求专署“招安”席大明，以阻抗红军的热烈场面。为使席部更加“卖力”，会议决定充实其子弹5000发，军饷5000大洋。看着这些被愚弄得服服帖帖的官员和土豪劣绅，莫雄和卢志英不禁暗自好笑。

    席大明得到“招安”的信息，立即向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汇报。邓止戈激动地拍手叫道：好啊！肯定是有党的同志做了工作，有意为红军进入毕节创造条件呀！他当即指示席大明，马上接受“招安”，迅速接防落脚河、虎距山、望城坡、四大城门等要害阵地，迎接红军进毕节。同时，又派出了通信员李仲良赶赴大方，向六军团参谋长谭家述汇报情况。

    毕节公署和司令部内已做好了撤出毕节的准备。中共特科也准备全体撤出，大部分成员将参加红军长征。

    卢志英关切地问莫雄：“莫大哥，红军进了毕节，你怎么办？”

    莫雄说：“我带着县政大队的原班人马驻防威宁。”

    卢说：“我们担心的是你一枪不发放红军过境，还调走了防守阵地的中央军，委员长一定会拿你是问。”

    莫雄淡然地说：“我可以说事出突然，寡不敌众，到时候要杀要剐随他是了。”

    卢说：“我们不会让你去冒这个险，你按我说的办，红军快到毕节的时候，你给顾祝同、龙云打电报，就说红军来势凶猛，战斗力极强，并且迂回到落脚河后面进行攻击。而毕节守备力量薄弱，你就说十万火急要求增援。我估计蒋介石已经被红军拖得精疲力尽，他的主力部队离毕节起码有一个星期的路程，且没有多少兵力能往这里增援，他还指望莫大哥你帮他一把呢。”莫点头。

    蒋介石的电文又一次打到毕节专署：“今后前线作战，不论是追是阻，是攻是防，如不与阵地、城池共存，未奉命即逃避者，一律以‘失土纵敌’之罪而治”。很明显，蒋介石已经嗅到毕节不妥的味道。

    卢志英说：“莫大哥，为了不留隐患，专署和司令部里的全部共产党员和知道内情的人，我们都要他们全部撤出。只要当局没有人知道你跟共产党沾边，你就是安全的。”

    莫雄表情很坦然，深以为然地点头。

    1936年2月9日，当任弼时、王震、夏曦率部挺进毕节时，席大明在落脚河天险阵地上迎接红军，并带路开进毕节。当红军将领们巡视落脚河阵地时，不由得暗自庆幸。如果不是自已同志守关，这里将是一场艰苦的恶战。

    红军过了流沧挢，席大明部带着红军径向毕节城冲去，一路高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城门上的部队马上打开了大门。红军入城队伍在五龙桥列队后，在毕节民众欢迎的鞭炮、锣鼓声中，整齐地跨进了县城。

    就这样，红二、六军团在莫雄与他身边地下党的帮助下，兵不刃血，一枪未发地占领了黔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毕节重镇，开始了以黔西北为中心的川滇黔边区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的创建。

    在红军大军压境之际，莫雄率部躲到了威宁县城。莫雄给上司孙渡打电话，通报红二、六军团“凶险的敌情”。电话中极力夸大了红军军火装备的齐全与充足。说红军不但机枪多，而且有大炮，就是士兵，每人也携带着一百二十发子弹。孙渡不敢怠慢，马上给龙云报告。龙云看着孙渡发来的电文，由怀疑而转为愤怒。他认为莫雄是在为红军作宣传，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为放弃毕节推卸责任。于是他向贵州省主席吴忠信、贵阳剿共行营主任顾祝同发报，转呈了莫雄的电话内容，强烈要求对莫雄予以惩办。《龙云以莫专员所报为红军张目应予以警告电》（1936年2月18日）：

    “贵阳。顾主任鉴：察密。据孙纵队司令渡，铣戌电转莫专员由威宁电话称：到毕节之匪，其武器颇利，且机枪甚多，并有山炮多门。闻系缴自徐源泉部者，每兵子弹多在二十排左右。等语。显见该员有心掩饰其过失守毕节之责，应请予以警告。如何，仍候酌裁。弟龙云。”顾祝同冷笑道，莫雄一枪不发弃守城池，我看你怎样向委员长交代！杨永泰如果还保得住你，何以服三军！他嘱副官回复： “云南。龙总司令志舟兄勋鉴：莫专员所报匪情诚属荒谬，已严令申斥，并派员查明失守毕节情况，以便议处矣。特复。弟顾祝同叩。”（以上当年贵州行营与莫雄的电文，皆由中国党史学会会员、毕节党史研究专家李东升同志提供。）

    由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往毕节开来之际，毕节群众敲锣打鼓迎接红军进城，还挂起“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的大块牌子。红军在莫雄司令部的仓库获取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弹药。红军在毕节休整了约20天，扩红5000人，部队战斗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历史专家认为，红二、六军团能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围追堵截下，兵不血刃地夺取一座重要的县城，并得到充分休整和重大扩充，这在红军长征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潜伏在毕节的原“德安特科”全部人员，经历这次“一枪不发，弃守毕节”的风波后，全身而退，大部参加了红军长征。卢志英、刘哑佛等奉命回上海、南京继续坚持地下工作。莫雄则因“守城不力”，更兼“贪污”罪被蒋介石下令，由一队宪兵押到南京军法处“候审”。

    毕节当地的反动势力却不干了，纷纷要求将“通共嫌疑犯”莫雄就地审判处决。无奈莫雄有杨永泰等军政要员的“关照”，只作“贪污”处理，之后又移交到南京第一军人监狱关押150天后，被陈诚、张发奎保释出狱。

    四、特科精神永存

    这位被中央特科“洗脑”的爱国将领，虽然已经不被蒋介石信任，但在抗战开始后，广东的地下党接受中共长江局的指示，利用“国共合作抗战”的机会，继续对莫雄进行“统战”工作。1938年7月，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的莫雄的大儿子莫振球借回乡探望父亲的当儿，秘密告诉父亲：“卢叔（卢志英）叫我告诉你，政治局对你印象不错，希望好好干！”莫雄曾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粤军同袍叶剑英。叶剑英给予莫雄巨大鼓励，还送给他一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莫雄如获至宝。在莫雄担任广东第二十三区游击司令兼南雄县长期间，莫雄将《论持久战》大量印发并公开宣传；他接受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主任云广英的信件，把关押在南雄监狱的数百名红军俘虏及地下党干部和进步群众全部释放；后又任命原红十一军军长古大存同志为司令部参谋长，配合地下党发展壮大中共抗日武装；在担任北江抗日挺进第二纵队司令的任上，任命中共党员黄桐华同志担任副司令，多位中共北江特委的地下党人纷纷担任下辖的情报队长和游击中队队长，牢牢掌握着北江的抗日武装力量。黄桐华在他的回忆材料上写道：“1942年间，广东省委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全省党组织都停止活动，党员均转移隐蔽，唯独在‘挺二’纵队的共产党却照常活动，而且别的地方有些共产党员转移到了‘挺二’来。一直到1946年，中共北江地委仍安全无恙，工作活跃”。

    莫雄牢记着中共特科领导李克农的嘱咐：“我们党难得的是有一位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又一心为党工作的同志和朋友”。在莫雄的心目中，广东的北江“挺二”，是“德安特科”的“延续”。

    作为莫雄最小的儿子，与父亲共同生活三十年。1949年解放前夕，父亲的身份已经暴露，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杀，父亲抱着刚满月的我逃离广州，后逃到香港。我在1971年开始为父亲记录整理回忆录。我深切的认为，由周恩来、李克农、王世英等中央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德安特科”，成功地贯彻执行了中共统一战线和隐蔽战线的伟大策略，为党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国民党黑暗统治下一束灿烂的白光！与别的地区的多个特科组织先后被破坏惨重损失相比，“德安特科”一直没有暴露，并做出巨大成绩，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卢志英、刘哑佛、黄侃书、丘镛等同志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先后牺牲。他们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不屈不挠，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莫雄为此多有感慨。他说，我与这么多共产党人合作过，后来他们中不少人被国民党特务抓了，却没有一个人出卖过他以及党组织，这说明潜伏在莫雄身边的共产党员身上都有着优秀的革命品质。正是“我自横刀向天笑，肝胆相照两昆仑”！

    1949年，叶剑英率领南下大军解放广东之际，毛主席叮嘱叶帅到广东后一定要找到莫雄，说莫雄是“我们党的老朋友老同志，要安排他工作。”莫雄满怀着胜利的喜悦，从香港回到广州，投身到剿灭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中。1956年，李克农经党中央批准，邀请莫雄参加国庆典礼，并在北京设宴招待。同席的还有严希纯、项与年等当年“德安特科”幸存下来的几位同志。席间李克农与莫雄紧紧相拥，他高度称赞“德安特科”对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德安特科”到此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莫雄后来被选为广东省历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他一直保持着爱国民主人士的风骨。每次参加政协会议，他都怀着炽热的爱国精神和对党的信任，向党和人民政府提出各种改正意见，有些意见在某些人眼中甚至是“过火”的。但党对他是绝对信任和爱护的。他经历了多次“运动”，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但他感觉到总有党的同志在暗中保护他。

    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德安特科”的斗争历史作为“秘密战线的长征”被中央电视台搬上银屏，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作者：莫栋梁、广东省红色旅游文化促进会红色文化研究院研究员、莫雄之子） 2025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