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父亲的抗战

父亲的抗战

莫栋梁

    我的父亲莫雄，一位国民党爱国将军。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参加北伐，曾秘密为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无畏，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上海，淞沪抗战打响。

    当时四十一岁的父亲莫雄、国军少将，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属下的参议。开战后的一天深夜，莫雄突然被一阵叩门声吵醒，是宋子文手下两大员陆文澜、唐海安乘小轿车找上门来。进门后说，“老板（宋子文）有要事找你。”莫雄边穿衣边问是什么事，他们说：“老板叫你去接张远南的税警总团第三团团长之职。”税警第三团是实力雄厚的一个团，四五千兵中有二千多广东人，全团干部基本是原张发奎第四军的旧部。莫雄随陆、唐去见到宋后，宋又将此意再向莫雄讲述。待其言毕，莫说道：“现在国际战争之际，阵前撤职恐怕影响不好，况且张远南与你是至亲，这样做欠妥。我愿意在税警总团部做个参议，如果第三团有战事，我就到那里去指挥，平时我可在王赓总团长身边帮下手。”“税总”总团长王赓此时正在旁边,他说道：“我提议由莫大哥当税警总团的总参议。”宋子文同意了，莫雄便当了税警总团的总参议。

    第二天，王赓在徐家汇“税总”总部驻地召开了八大处处长会议，总团参谋长蒋汉槎亦到会。王将莫雄向与会者介绍道：“莫总参议是孙总理的信徒，是第四军有名战将，也是宋部长的老朋友。现部长派莫总参议到我团打日本仔，你们应把莫总参议看作是我一样。以后我不在的时候，一切听莫总参议的命令，由莫总参议代拆代行。”

    莫雄没想到王赓有此一说，心中暗自惊讶。散会后王赓把所有机密文件、地图等物交给莫雄。。

    后来，莫雄以代理税警总团长的名义参加了在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的军事会议，研究抗战部署。散会后，刚出门便见唐海安驾着摩托车来找莫雄，遂一同回税警总团。路上，遭日机追踪扫射及轰炸，但他们终于躲过了。

    莫雄临阵上任后，马上通知守卫上海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和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因为“税总”是以每年摊还八国银行借款的盐税剩余项为给养的，八国银行并没有与日本翻脸，为避免八国银行的干涉，“税警总团”暂时改名为第五军88师独立旅。

    莫雄抽空向中共特科严希纯做了汇报。（莫雄此时已经是中共特科的秘密情报人员）。严鼓励他要全力抗击日寇。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是民族大义，这是共产党的一贯主张。

    按照十九路军抗击日寇的命令，莫雄派出了由古鼎华率领的税警第二团4000余众在庙行阵地守备抗击。指挥部就设在离前沿不远的陈家阁。激战两个星期，日军始终不能突破税警阵地。日寇见鏖战多日仍未攻陷莫雄阵地，遂疯狂地对阵地采取“地毡式”的重炮轰击，不到两个钟头，莫部工事掩体无一幸存，死伤者达700余众。在战斗的间隙，一直在指挥作战的莫雄在古鼎华团长的陪同下到前沿视察，慰问血战之后的士兵。莫雄的军衣和脸庞被战火熏黑了，战士们只能凭着他的洪亮的声音和矮矮的个头辨认出他是税警总团长，士气更为高涨，齐声喊“坚决抗日，打死罢就！（粤语——死就死！）”喊声震天，场面动人。莫雄看着这些可爱的战士，告诉他们要利用弹坑边沿、断垣之后作为临时工事，将大刀磨利，待敌人来到面前才向敌人开火，运用近战以大刀与敌人肉搏。

    日军果然再次发动攻击。古鼎华指挥匍伏在断垣残壁后的战士做好准备。待敌人来到阵地前，随着一声号令，复仇的子弹顿时向敌人倾泻而去，敌纷纷倒地。随后，税警战士端起步枪或挥舞大刀向敌人奋勇冲刺砍杀。士兵们大喊：“杀啊！”一时间形成声势浩大的声浪。日军见此阵势已是胆破三分。勇士们与日寇展开白刃战，前仆后继，场面极为悲壮。敌人的进攻又一次败下去。

    在战后的《税警总团淞沪抗战回顾录》中，莫雄为之作序。他这样写道：“余自幼习武学，阅历兵间，治军旅以迄统税警。服膺师直为壮，曲为老，兵贵精而不贵多之训。夫淞沪一役，日本倾其举国之精锐，挟雷霆万钧之力，操必胜无遗之势而来，……而肉搏抗战，视若无睹，历三十五昼夜，敌三易统帅，数增援兵，竟不能得一逞，终且逡巡罢兵以去，抑又何哉？盖我军师直兵精，咸具忠勇精诚之气，忘其利害生死，以一当十而已，噫，烈矣盛矣！”

    “一.二八淞沪抗战”虽国军浴血奋战，终因日寇采取迂回战术攻击我军，打了个我措手不及。上海丢了，税警总团撤出上海。

    接受叶剑英赠《论持久战》

        1936年6月，莫雄因在贵州毕节“一枪不发放红军过境”而被蒋介石关押，脱离了与中共秘密战线的组织关系。莫雄后来在杨永泰（蒋介石的高级幕僚）的说情下释放出来。

    后来，莫雄到汉口，听说叶剑英在“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任主任，他带上一些礼物前去登门拜访。这对粤军同袍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见面。叶剑英听说莫雄来访，他知道莫雄与中共有一段秘密合作的历史，自然是大喜过望。

    莫雄也知道叶剑英一直在党中央工作，还知道他参与了“西安事变”的解决，莫津津有味地听叶剑英讲述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情节和对当前抗战形势的看法。

    叶剑英走到书桌旁，给莫雄递上一本油印册子，这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叶充满信心地说：“我们只要坚持团结抗战，俟之以时日，日本侵略者必精疲力竭，日本侵略者必然失败。这是这本书里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英明论断。”

    叶剑英接着说：“你没看过共产党的书吧？其实，共产党的书是有真理的。”莫说：“剑公，这本书送给我吧。”“我就是送给你的！”叶乐呵呵地笑道。

    离开汉口办事处后，莫雄利用空闲时间，一口气把《论持久战》读完。当其时正处于全国抗日战争的开始，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亡国论”，预言中国不堪一击，很快就会被日本占领。另外还有激进的“速胜论”，说日本只是“弹丸之国”，以国民党的几百万大军以及中国四亿同胞，打败日本轻而易举。但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精辟地论述了中国抗战要分三阶段进行，必须以持久战对付凶猛而又本质虚弱的日本帝国主义，彻底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一扫舆论界浑浊的空气。莫雄对此书爱不释手，决定回到南雄后要把它翻印数千本，不但要将此书分发给部下，还要把它送给亲友。他回到南雄后果然这样做了，令南雄国民党人士眼前一亮。

    在南雄整治政纪，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促成国共一致抗日

    1938年6月，日本侵略军以7万陆军、500艘战船、100架战机的兵力，强行在大亚湾登陆，并向广州方向进攻。当时，广东是全国剩下的唯一出海口，其余都沦为敌占区。所以，广东在全国抗战的大局上显得尤其重要。

    同年8月，莫雄接受了广东省主席吴铁城的诚请，到南雄担任县长，主要任务是替他摆平张寿山和张企留两位前县长因为利益分争而造成的混乱局面。当时广州濒临沦陷，日本飞机不时来轰炸。莫雄到广州白云山脚一个掩蔽所找总司令余汉谋，因为他这个“少将参议”要去南雄当县长，形式上也是需要找余总办理手续的。

    余汉谋听莫雄说到南雄上任，非常高兴，说道：“吴铁城的面子够大的，这样，你也给我个面子，现在抗战当前，我任命你为‘广东大后方第二十三区游击司令’，主管南雄、始兴、乐昌、仁化4个县。日本仔如果打到我们广东，到时候就看你的了！”

    莫雄听余总这么一说，拍胸口说道：“余总，我绝不会让你丢脸！”余当下送了10支驳壳枪，2000发子弹给莫雄，并派一辆新的军用卡车，将莫雄及临时找的几个秘书、科员和卫士共10人送上南雄。

    莫雄上任南雄后，利用自己在粤北的影响，成功将张寿山“招安”，将县长张企留法办。南雄这个广东抗战混乱的后方一时平静下来，莫雄为此赢得了国民党军政内的良好口碑。

    南雄县的县政府设在城中孔庙内，县政府临时在广场上用木板杉条搭建成一长排的牢笼，里边密密麻麻地关押着几百人，不少犯人挤得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只好站着。天气炎热，犯人脱光了衣服，仍汗流浃背。那些看守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待，毫无“人道”可言。牢笼中散出的冲天臭气，使过往的人不得不掩鼻而行。

    莫雄记得一件要做的事是嘱咐县里的文书马上翻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文书接过这本书，当他看到书的署名是“毛泽东”时，迟疑地问道：“县长，这是共产党的书呀。”

    莫雄说：“共产党怎么了？人家说得是道理，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我说翻印你就去翻印，啰嗦什么？你给我印三千本，一本都不能少，听到没有？！”

    县机关里对这位新上任的县长一下子议论开了，不知道他什么来头，竟有这么大的胆子，公开印刷共党的书籍。

    一天，莫雄忽接中共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云广英给他的一封信。莫雄不认识云广英。云在信中说，如果方便，他将于日内前来拜访。莫虽然颇感突然，但他意识到共产党肯定遇到困难需要他帮忙了，于是马上回复答应见面。

    云广英拜会莫雄，其实是受了中共广东省委张文彬书记的委托。原来关在南雄监狱里的几百号人里，竟然大部分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来的红军指战员、地下党同志和进步人士。解救这些革命同志是广东“战时省委”刻不容缓的任务。南雄反动政府与共产党结下了深仇大恨，如果我们与南雄旧县长谈释放，简直是与虎谋皮。而依靠薄弱的中共游击队去劫狱肯定不现实。省委认为通过刚上任的莫雄，借“合作抗日”之机应该能达到目的。中共长江局曾向张文彬透露，“莫雄有段时间是我们的人”。那么，这段时间莫雄还是“我们的人”吗？张文彬经过考虑，委托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主任云广英去试见莫雄。

    云广英身穿八路军制服，带着两个警卫员来到南雄县府。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孔庙前两排长长的杉木牢笼，牢笼里关着“囚犯”。

    云广英见到莫雄，首先作自我介绍：“莫司令官，我是八路军韶关办事处主任云广英。”

    莫雄上前与之握手，左手则张开拇指和食指，笑容可掬地道：“啊？好啊，八路军。广东人说你们共产党八路军是‘八字脚’，今日得以相见，幸会幸会！不瞒你说，今年六月，我还在汉口拜会过你们的叶剑英参谋长呢！”

    云广英起程前准备好的一番话正待开口，莫雄倒是先说：“云主任大驾光临，是为了本衙门前的几百号人犯吧？”

    原来莫雄也是刚刚得知门前关押的人犯，大多数是共产党的人。他当时就吃了一惊，马上调来“花名册”，这里关押着足足七百多人。其中红军指战员以及赤卫队员是余汉谋的军队在湘、粤、赣边区围剿红军时抓来这里寄押的，约五百多人。地下党同志和进步人士则是南雄县政府抓来的。

    云广英正琢磨莫雄说话的意思，却见莫雄直接了当地说：“我刚到南雄上任，为摆平钟寿山这帮土匪花去了不少时间。你不用说了，我向你保证，这些犯人，我在三天后全部释放，并且全部发给新衣服，让他们沐浴更衣后堂堂正正地走出我县衙门。这么多好的青年，不让他们去抗日，却让他们‘瘐死狱中’，这是什么道理？！你放心，我莫雄说到做到！”莫雄还说，他早就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分反感，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必须实行“国共合作”。

    云广英怎么也想不到莫雄会一古脑儿地向他这样表白，他原先准备的话都不说了。他激动地握着莫雄的手，连声道谢。

    云广英心里还有些不踏实，他说：“南雄县政府的顽固势力很大，你要一下子释放这么多我们的人，希望莫县长要做好思想准备。”

    莫雄说：“云主任请放心，我莫雄什么场面没见过，区区一个县政府我根本不放在眼里。”

    送走云广英之后，莫雄立即召开县政府会议。他的卫兵一个个手腕卡在佩枪前的皮腰带上，伫立在莫雄身后。

    莫雄首先发言，他说这次会议只有一个主题，就是马上释放门前关押的这些囚犯。至于这里关着的是什么人，你们比我清楚。莫雄话音刚落，底下二十多号县政人员开始是惊愕，继而纷纷表示反对。他们说：“县长大人，你何苦要这样做呢，他们死在狱中，那也是不得已的事，何况又不是我们抓来的。这里边的几百共产党分子和俘虏兵都让你放了，人家不说你通共，也说你贪赃枉法，这不是自找苦吃吗?”还有的说：“这是余总司令的剿共部队寄押在南雄的共党分子，你没到南雄来之前，他们把我们县政府和监狱都给烧了。我们与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你只是南雄县长兼游击司令，你没有权把他们放掉，不用说六七百人，就是六七个人也不能放。若然你一定要放，必须请示余总司令!”他们越说越来劲。附和者众。

    莫雄胸有成竹，他淡定地说道：“你们将余总司令推出来是吓唬我吧？哈哈，你们真是井底之蛙！你们中有谁比我更熟悉余汉谋？哪一个人知道余汉谋有几个妾侍？”

    莫雄故意扯开话题笑说：“我告诉你们，余总有几个妾侍，连他都不知道！他怎么会记得有红军俘虏寄押在南雄？”他接着又说：“我知道，如果将这事报告给余总，他肯定是不会答应的，我既然要放人，就决心已定。现在就给我放人!要杀头就杀我的，与你们无关!”

    这些人大概不知道莫雄会如此震怒，对他们提出的理由根本不作任何解释，更看见莫雄身后的卫兵正向他们怒目圆瞪，盒子枪的套盖已经打开。见此架势众人遂缄口不语。

    随后，莫雄命令南雄监狱长吴某前来见他，将放人的决定亲口向他颁布。吴监狱长几乎不敢相信，但从这位新上任的县长大人的怒容中，方知这是认真之事，故不敢怠慢，表示遵命执行。莫雄说，明天就放，并且马上告诉所有犯人！

    于是吴监狱长走到监狱走廊中间，高声宣布：“你们的青天大老爷来了，新上任的莫县长让我来向你们宣布，从明天起，关押在南雄监狱的所有犯人将予全部释放！”牢狱中顿时发出欢呼！

    监狱长把莫县长向大家介绍，莫雄双手压下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动情地说：“各位兄弟世侄！可能你们会问我为什么要将你们全部释放？你们知道吗？现在日本仔已经攻陷广州，蒋委员长号召全国抗战，并且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共产党的红军已经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既然是这样，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把你们继续关押在这里呢？所以你们不要感谢我莫雄。我是刚刚上任，有人说我是‘放虎归山’，我相信你们是猛虎，但是你们是打日本仔的猛虎，你们出去之后是不会打我的，对不对？！”“对！我们打日本仔！”牢房里喊声震天。

    莫雄当下就吩咐监狱长安排他们分批集中到水井旁洗刷，没有衣服的尽量分发衣服。第二天，莫雄把全部犯人分批召集到县政府大堂中，由莫雄按花名册上的名字逐个喊上前来，给他们每个人都发了事前由他嘱咐县政府油印的“释放证明书”，上面说明；“仰沿途军警查检放行。”证明书上签有莫县长的名字，并盖上县政府和游击司令部的大印。同时，莫雄还发给他们每个人1元银毫、5斤大米。县政府承审员黄仲宏坐在莫雄旁边，协助办理上述事宜。

    忙了三天，莫雄伸了一下懒腰，准备回家休息。他看见承审员黄仲宏好像要向他说些什么，于是他拍一下黄的肩膀，说：“你陪我三天了，你工作很认真嘛，好好干。现在犯人都放光了，我看你可以到我县政府当个秘书之类的，怎么样？”

    这位承审员没有回答却向莫雄说：“莫县长，我向您报告，其实还有一本花名册在监狱长手里。”

    “怎么？你的意思是还有没放的犯人？！”莫雄很是惊讶，随即把吴监狱长召到跟前。经过询问，吴极不情愿地交出了另一本花名册。这份花名册上有24名“罪犯”，分别被判无期徒刑或十五年以上的徒刑，被秘密关押在另一处隐秘的监牢。莫雄命令监狱长把这些人的档案交给他审阅。他看到每一个“罪犯”的档案上都分别作了注明，注明他们是粤、湘、赣地区红军或地下党的重要干部。

    莫雄本想马上将他们加以释放，但他又想，那几百名寄押的红军俘虏因未定罪判刑，放了还好说。而这24名“重犯”，则是已判刑立案的，要是随意释放，上面责怪下来就不好说话了。为什么云广英没有向他说这二十四名同志的事情呢？可能他们也不知道吧？但我既然知道了，我就一定要设法将他们营救出来！想到这里，他叫县政府的秘书写一份公文，他要上韶关面呈余汉谋，要求释放这批“重犯”。

    余看罢公文，问莫雄道：“莫大哥，你为什么要放这些共产党？”

    莫雄说：“现在国共合作，蒋委员长都与毛泽东握手，摸酒杯底了嘛，我们将这些共产党放了，多几个人去打日本仔不好吗?”

    余汉谋不耐烦地说：“唔，政治上的东西你不懂，这些要犯放不得，你不要理这样的事了!”说罢向副官说道：“送客。”

    莫雄见一时难以说动，只好告辞。怎么办？莫雄就是有这样的执拗劲，即广州话说的“硬颈”。他决心要放这些中共同志就一定要做到。于是他找到十二集团军副司令徐景唐。徐是余总司令的拜把兄弟，与莫雄有多年交情。徐虽然不明白莫雄要放这些共产党“重犯”用意何在，但碍于面子，还是答应与他一同上司令部找余总。

    余汉谋没想到徐景堂会带莫雄来见他，见状他已经猜出几分来意，便说道：“莫大哥，你何必呢？我不是不给你面子，我很难做的。”

    徐景唐说：“唉，现在不是说‘国共合作’吗？莫大哥刚上任，他这样做也是为了打开局面。你也给我个面子，这二十几个人，总司令你就放了吧!”

    余见人情难却，也不好太悖两位老朋友的意，便答应了。他在莫雄所呈的公文上签字：“准予全部释放。”

    余总签上名后，对莫说：“这些高级共产党你不能放出去，让他们在你的司令部当兵吧，你要好好看着他们。”莫当然一概应承。

    第二天莫雄赶回南雄，将“重犯”24名中共同志全部释放了，并送了钱给他们作剃头、洗澡等零用。数日之间，他们已各奔东西，杳无踪迹了。

    根据当年北江地下党朱小仲同志的回忆材料，在当时的抗战形势下，莫雄对于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他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都予以全力营救。1940年春，博罗归侨抗日服务团20多位同志被捕，由八路军韶关办事处主任云广英通过莫雄等人担保获释。进步人士、连州中学校长萧怀德和进步青年黄志民，以及共产党员赖奕辉、何亦红等被捕后，都是由我党通过莫雄营救获释的。

    1938年底，日军攻陷广州。国民党中央改组广东军政当局，张发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被降为第4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实际上只任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汉魂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吴铁城被免职另安排工作。

    1939年初，中共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粤办事处也撤退至粤北，进入韶关。根据广东政治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曲江抗战新气象的出现，省委认为，战争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将迫使广东国民党当局进步，大力整训部队，招收进步青年，建立部队政治工作。中共广东省委决定“以支持十二集团军余汉谋部队并推进其进步为中心”开展工作，组织了800多名青年（其中共产党员200多名）参加第12集团军政治工作总队，动员了“抗先”队员400多人加入第十二集团军政治补训。

    在南雄县城郊，有座余汉谋属下的第十二集团军后方医院。院长古鸿烈与莫雄素有来往，也知道莫雄的志趣。这天傍晚，莫雄应邀到古院长家作客。

    莫雄刚坐下，古鸿烈说要介绍一位红军将军给他认识。莫雄正觉疑然，却见从里间走出一位红光满面、两肩宽阔、仪表威严，风度潇洒而脸带微笑的人来。

    “莫大哥！久仰大名，今日得以一见，幸甚幸甚！在下古大存。”说话间古大存已经来到莫雄面前，并伸出双手。

    莫雄一边与古大存握手，一边思索着说：“你就是五华的红十一军军长古大存？前几年陈济棠要用十万大洋买你的头颅呢，哈哈哈！果然仪表非凡！”

    古大存说：“莫大哥，早在十多年前，那时我是国民革命军张民达师长的政治部宣传员，你当时是十一师师长”。

    莫雄与古大存一下子就拉近了关系，以至于无所不谈。古大存向莫雄分析了抗战大局。当他知道莫雄已经阅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并且准备大量翻印和准备分发后，大为赞赏。两人结合当时弥漫社会的亡国论，谈得非常激动，对抗战胜利充满了信心。

    谈着谈着不觉天已大亮，莫雄突然心血来潮，心想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我何不趁此机会邀请他担任我司令部参谋长这一空缺呢？于是，莫雄向古坦以心迹，古当即欣然接受。

    后来莫雄正式行文请示了余汉谋，余也复文照准了。这样，古大存这位红军将领正式担任了莫雄第二十三区游击司令部的参谋长。

    古大存上任后，一方面吸收被释放的无家可归的红军战士和进步青年组成抗日武装，另一方面请求中共广东省委把在延安“抗大”毕业的郭大同、李镇靖、刘登，以及在“广州市劳干队训练班”中抽调的30名党员骨干派到南雄协助古大存的工作。

    莫雄认为当前的形势比他在江西时更好，借“国共合作”之机干脆将司令部的全部事务都交与古大存，并委任郭大同、李镇靖、刘登三人分别为中校主任参谋和少校参谋。他要重演江西那一幕，他扛旗，家由共产党去当。不仅如此，他还提议由古大存组成司令部政治委员会，由古大存担任政委。古听罢莫雄的提议，觉得要是真的这样做，这个第二十三游击区“红”得太显眼了，不利于隐蔽发展。他劝谕莫雄不必像红军那样搞，还是谨慎些好。

    由于余汉谋委任莫雄当这个游击司令并没有按照编制发给枪支，古大存向上级申请，从新四军处拨来了两百支步枪予以支援。莫雄为此深表感谢。第二十三游击区抗日武装的组建工作从此顺利开展。

    对于粤北中共党组织来说，利用莫雄这面大旗，建立中共的武装力量，控制和使用第二十三区游击司令部内的电台都是十分重要的。在莫雄这儿，这些事情居然都“不是事”。莫雄从这些共产党人的身上，再次看到了在上海、在江西的那些熟悉的身影，他的心情无比的舒畅。

    这里摘录由郭大同撰写的《南雄的战斗岁月》里的一段文字：“参谋处是二十三区游击司令部的唯一机构，古大存负责全部工作，但没有正式上任，具体事务由我们三人负责。我们是穿着国民党军服的共产党人，这点莫雄心照不宣，然而还是非常信任我们，委任我为中校主任参谋，其他二位为少校参谋。指派一个少校副官管我们的日常生活，放手让我们工作，日常活动，事务安排都非常自由。对比省内其他地方的共产党的遭遇，真有天壤之别！如在东江组织抗日武装的曾生等人，受到当地官方、军方的百般刁难，开展工作极为困难。而莫雄非但没有妨碍我们工作，反而全权委托我们处理有关事务甚至组织武装，尽可能提供各种方便。”

    保卫韶关，组织北江抗战

    1939年3月，莫雄被调升为广东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韶关城其时已是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临时所在地，这个广东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国民党不少高级将领和地方官员，如军委会桂林行营办公厅主任李济深、军委会特派员张治中、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等，余汉谋则坐镇韶关指挥他的部队。莫雄与这些人都有二十多年的交情，籍着自己是韶关行政长官，为尽地主之谊，莫雄与他们过从甚密，每日莺歌燕舞，不醉无归。

    日本侵略军自1938年10月22日凌晨占领广州后，便不断加紧北上打通粤汉线的攻势。待到1939年秋，日军正式向韶关一线大举进犯。韶关城内的战备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11月中旬，忽闻日寇已攻占乌石、大坑口，此地离韶关只有20公里，风传日寇立刻就要进攻韶关。余汉谋命令莫雄执行“焦土政策”火烧韶关，然后往连山撤退。余汉谋发下了几百罐五加仑装的火水（汽油）给他，作为火烧韶关之用。莫雄接到命令后，心情十分沉重。

    自抗战开始不久，所谓“焦土政策”由国民党军委会总参谋长白崇禧提出来后，马上被蒋介石接纳，并指示全国执行。早在日寇未进攻大坑口之前，余汉谋已命令各地将接近敌人150公里左右的大小道路一律破坏，挖了无数道深沟，有的深达数丈，以此抵御日寇。这可害苦了我方军民，不用说自己的军队的运输及行动十分不利，便是老百姓走路，也要爬高摸低，极为不便。莫雄对焦土政策十分不满，曾当面向余汉谋提出。他说：“敌人尚未打到跟前，我们便将自己的动脉切断，这是十分愚蠢的做法。我们应积极运动，阻击敌人，这才是真正的抗战。”但余对莫雄的意见不以为然。

    莫雄拿着上司要他执行“焦土政策”火烧韶关的一纸命令，心情极为矛盾。他望着江边巍峨的“风采楼”牌坊，十分焦虑不安。韶关城是曾经养育莫雄成长的古城，若毁于一旦，数万市民将会在火海中哀嚎，他将会成为韶关城毁于一旦的罪魁祸首！不能烧!莫雄下定了决心，在日寇进攻韶关的真正威胁未到来之前，决不烧城。

    莫雄遂传保安司令部情报组长的陈锡，向他面受机宜，吩咐他带领特务队负责将火水罐分放到全城各街头巷尾，作出要火烧韶关之状，以掩余汉谋耳目。在未接到莫雄的命令前，绝对不得点火。陈锡对司令官的指示心领神会，遂领命而去。

    布置停当后，莫雄通过各种途径，密切地注视着大坑口日寇的军事动态，几天几夜不曾合眼。结果传来了好消息，日寇由于受到第十二集团军黄涛部的全力阻击，已败退回广州方向去了。正是虚惊一场!

    日寇虽已退回广州，但余汉谋预料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以后一定会加紧北上进军，因此在他心目中，维持粤北这个抗日后方的安定局面，便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他考虑到莫雄在大小北江的影响及与各式人等的人脉关系，便推荐他出来担任第四战区北江抗日游击区司令。提议获张发奎批准，于1940年正式任命莫雄为少将司令官。抗日救亡，乃莫雄所愿，故欣然领命。这位余总司令，由于其部下黄涛击退来犯的日寇，为他争了面子，故此他见到莫雄时红光满面，说话也大声了。

    莫雄奉命上任后，凭借他在大小北江的影响，四下收编土匪队伍，很快就组织起4个大队共1600多人的“抗日武装”。

    且说莫雄匆匆成立的北江游击司令部的四个游击大队，这支队伍其实是一些土豪劣绅是带着枪加入的，保持着很大的独立性。诚然，莫雄亦只能利用他们将队伍拉起来。其一是因为余汉谋只给了他200支步枪，20支驳壳，4挺机枪。大部分武器装备都是土豪劣绅甚至是土匪队伍连人带枪参加进来的，不管如何，依靠他们能使游击队迅速成立；其二，更主要的是莫雄要维持粤北地区的局面，亦只能利用他们，要他们接受他的指挥。

    北江抗日游击区司令部的军饷标准是每员每月发22.5公斤粮米。司令部缺员二三百，故有此空额作资金的周转。司令部刚成立，从副官林光华至以下4个大队长李韶光、陈锡、张国才、谭砥纯都大行其走私漏税或经商之道，甚至到沦陷区去做生意，没有什么战斗力。

    莫雄为此决定在司令部自行设立政治部，好好整顿这支队伍。随后他将计划呈上余汉谋。但呈报并未被批准，而由余汉谋的司令部政治部派了杨朴如、黄桐华、何俊才、林名勋、朱小仲等10多人来莫雄的司令部组成政治部，并由杨朴如任主任，黄桐华为副主任。

    不久余汉谋改任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莫雄的司令部亦奉命暂时解散，成立第七战区北江游击干部训练所，莫被任命为少将所长。该训练所分四期，对莫雄原来的游击队进行训练，每期400人，训练期为三个月。

    黄桐华提出，我们训练所要有一个明确的口号，那就是“抗战到底，保卫北江！”。我们就以这个口号为纲领，对部队以及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莫雄深以为然。随后在纪念“三二九”黄花节和“五四运动”二十一周年的群众大会上，由新到训练所的饶华、邝达先后代表训练所发表了坚持抗战、坚持团结的演说，训练所的其他同志公演进步话剧《凤凰城》，高唱救亡歌曲。会上群情激昂，盛况空前。大会高潮之时，有人提议请莫所长发言，掌声雷动。

    莫雄虽说没有准备，但受到大会的感染，他一步跳上讲台，说道：“各位同胞兄弟，各位世侄，今日参加这个纪念大会，我十分高兴，也十分赞成饶华和邝达的演讲。正如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国民党的老家伙，但是我参加过上海‘一二八’抗战，亲手砍过日本仔。日本仔虽然貌似强大，但是他们也是人肉一个，是可以被我们的刀斩死，被我们的子弹消灭的！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台下反应强烈，“团结抗战，保卫北江！”的呼喊声连成一片。

    经过这次纪念大会，莫雄大大地增强了部队改造的信心。同时他也隐隐地感觉到训练所越来越多的干部极有可能是共产党。他们身上洋溢出来的朝气和激情，莫雄是再熟悉不过了。这期间，有特务朋友告知莫雄，黄桐华可能是共党。莫雄想尽办法保护了他。

    莫雄心里想，黄桐华等人是共产党无疑了，好啊，党又来到我身边了！我要再演江西德安一幕，来个“白皮红心”，与蒋介石斗法。（莫雄曾在1934年与中共特科合作，成功获取到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军事计划，促使中央红军突出重围实行长征）。他不是说要“国共合作”吗，我就光明正大地和共产党合作抗战。于是莫雄将训练所的组织大权交给了黄桐华等人，由他们去物色对象，组织训练，并支持他们将“团结抗战，反对投降”的标语四处张贴——这是国民党统治区内所忌讳的口号，只是反动派还不敢干涉到莫雄名下罢了。

    黄桐华找到莫雄，提出新开始的第四期训练班最好到清远、佛冈、英德三县交界的地方“关前墟”举办，并推荐由他的老同学（黄是陈济棠所办的燕塘军校毕业生）陈济环去主持。黄桐华的提议很顺利地获得莫雄的批准。

    1941年4月，第七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部成立，余汉谋委任莫雄为少将司令官，黄桐华任政治部主任。至1942年春，因副司令张经机病逝，莫雄唯恐余汉谋会派一个反共人物来任副司令，不如先发制人。于是莫雄向上呈报张经机死耗时，举荐黄桐华为副司令，顶替张经机之缺。莫雄在呈文中说：“黄桐华年富力强，办事积极认真，请兼委为本部副司令。”不久，余汉谋复文“照准”。

    不用说，黄正式接任副司令后，开展工作更为方便了。莫雄每每与黄见面，都有一种冲动，想直接问他有关党的情况，诉说自己的心声，就像在江西德安时与中共特科的卢志英、刘哑佛、项与年他们那样亲密无间，无所不谈。

    1942年，司令部改称为第七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部（下称为“挺二”），下设4个大队。第一大队长李韶光，第二大队长陈锡，第三大队长张国材，此三人都是莫雄的心腹，只有第四大队长谭砥纯是个坚决反共的人物，莫雄设法将他调离，并于1944年冬由黄桐华介绍陈仁畿担任该大队长职。这位陈仁畿同志，莫雄根本不认识他，但因为是黄桐华所介绍，莫自然同意了。陈上任后，将第四大队驻扎到北江东乡一带，此后，这地方纷纷成立了红色政权，第四大队事实上已成中共队伍。

    司令部经过整训和改组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前游击司令部相比，自是另一番面貌。黄桐华上任为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后，着手组建了政治部工作队，在各大队展开工作，组织各连队进行政治学习，派出街头宣传队，演出抗日的白话剧，还组织了两支足球队（“志队”、“昂队”）到友邻部队比赛。整个部队朝气蓬勃，其战斗力也大大加强了。所谓“志队”、“昂队”分别取莫雄别名中“志昂”二字，其用心不言自明。

    黄桐华副司令等利用司令部的名义和印信，打着莫雄的旗号，进行了大量抗日工作。他们积极发展组织，营救革命同志，并配合当地党组织开展同国民党强征百姓苛税的斗争。

    1942年春，英德县县长黄干英由于未完成上头的征兵任务，受到记大过的处分。事因黄桐华用“挺二”司令部预备役的名义，将该县所有适龄壮丁全部包揽，使黄干英一丁未征。黄干英因此心怀不满，跑到六十五军军长、第七战区司令部命令传达所所长李振面前告状。

    黄县长向李振说，莫雄借“国共合作”为名，大量使用共产党人担任重要职务，有些游击大队完全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他们甚至打着游击司令部的名义公开跟我们英德县政府叫板，像这样下去，北江总有一天会变成共产党的天下！

    李振听罢很恼火，便到余汉谋面前告状，说莫雄是共产党，他司令部里也有很多共产党云云。余汉谋听罢默然，而在一旁的秘书张鲁询（乐昌地区有名的才子，曾是清朝“举人”，素有声望，余汉谋亦尊称他为张老师，笔墨之事多交与他。张与莫雄相熟）听罢李振的汇报后，恐怕对莫不利，便暗中用电话将上述之事告诉莫雄。

    莫听罢马上到韶关见余汉谋，故作嗔怒，大骂李振血口喷人，声言要辞职撒手不干。余听罢笑着道：“莫大哥，人家话你是共产党，我话你唔系就得啦!我唔信他们的，你放心吧，大小北江不可一日无你。唉，现在抗战嘛，你以为我很想做官吗? 你知道我背后挂着个牌子吗?”

    莫诧异不解，余接着道：“这个牌子上写着：‘不自殒灭，祸延百姓’。我也知道征兵征粮，老百姓一定会怨声载道。但为了抗战，有何办法?我也是不忍心去骚扰百姓的，但出于无奈，你就与我同甘共苦，把持着北江地面，我是不会忘记大哥你的。大小北江不可一日无你！我对你再说一遍，我十分信任你!”

    莫见余汉谋动了真情，对他毫不疑惑，才答应把这个司令当下去。但他提出，那些司令部预备役的壮丁任何人不得染指，若黄干英、李振等人再要发难，我莫雄则不客气了。

    一场反共风波，就这样被莫雄平息下去了。1945年英德沦陷以后，莫雄司令部属下的部队大部分人员跟随黄桐华、何俊才等上了山，树起共产党的旗帜，这当然是中共北江地委苦心经营的结果，但也少不了依靠像莫雄、余汉谋、张发奎等国民党中高层爱国将领的对他们的包容甚或暗中保护。

    北江地下党异常活跃，特别是“挺二”纵队的巨大变化，是不可能瞒住这一地区的反共分子的。国民党英德县党部首先为此不安，视作“赤化”，但又慑于莫雄的名望，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他们用假名写了一封控告信，呈余汉谋总司令。信中列举莫雄如何“通共”、“容共”，把“挺二”搞成共产党一样的军队，要求惩办莫雄云云。余汉谋为表示对莫雄的信任，把信转给了他。莫雄看罢知道这是县党部的那帮家伙干的，便下令召集县党部的大小头目来司令部开会。

    会上，莫雄怒目圆瞪地对他们说：“我们河水不犯井水，丢那妈，你们抽那么多捐税我从来不占一份，现在你们这帮‘契弟’居然要作（害）我，写信告我通共，要整死我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就算告到蒋委员长处我也不怕!念在乡亲乡里的情分，我饶你们一次，如果你们哪个‘契弟’再敢放肆，我就一枪打死佢!”

    莫雄曾有几次到韶关见余汉谋。有一次余与张发奎和莫雄边喝茶边谈笑，余半开玩笑地对莫雄说；“莫大哥，有人告你是共产党啊!”莫呵呵大笑道：“两位，你说我像不像共产党?”他们连声说道：“不像不像，共产党怎么会有几个老婆？哈哈哈……。”

    笑完之后，余汉谋盯了一眼莫雄，道：“莫大哥，我知道北江地面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你要维持这个抗战后方的确不容易，遇到一两个共产党，甚至要跟共产党打交道，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你给我维持好北江的秩序，我一只眼开一只眼闭就是了。我当那些告你状的人放屁！他们的状纸，我都随手就将它扔进字纸箩。我们是什么关系？我们都是粤军过来的兄弟，向华，你说是不是？我们有今生冇来世！”

    张发奎给余汉谋鼓掌，说：“说得好，有今生冇来世！”他们的说话，让莫雄心中甚感温暖。

    1945年1月下旬，日军突然对韶关实行南北夹击，终于先陷英德，后陷韶关。驻在韶关的广东省政府，一听到日军进攻韶关消息，慌忙撤退。省政府民、财、教、建等厅长及省政府秘书长等，也匆匆乘车逃往平远大柘。留下的省政府工作人员及家属人等约1000人，由于找不到车辆，只好徒步向乳源、连县逃命。这样，李汉魂的省政府陷于瘫痪状态达三四个月之久，连省政府的大印亦留在三四百公里外的连县的办事人员手中。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在平远大拓住下以后，官印不在身边，始觉不妥，便接连打了几次电报给粤桂边区总指挥邹洪，指示他务必设法将逃到连县的省政府人员送到平远，不得有误。邹洪这时躲在阳山，他接电后，苦思冥想了一个星期，仍无计可施，于是他电邀莫雄上阳山商议。邹洪见到莫雄果然应邀来到阳山，大喜过望，连声说：“莫大哥，这次你无论如何要帮帮小弟我啦！”

    莫雄看罢邹洪递给的李汉魂的指示电，便笑着说：“这很容易办到嘛！”邹甚感不解，说道：“莫大哥，别开玩笑，我想了一个星期都束手无策，你怎么看得如此轻易?”

    莫说：“我的部队在前线，对敌情我是了解的。你终日深居于阳山指挥部内，当然不了解这些了。日本仔封锁了大北江，在两岸布防，以橡皮艇、汽艇巡逻和运输，这是事实。但到下午四点钟便收队回到英德河头、河口一带，龟缩到据点里，这不是有机可乘了吗?我可以嘱咐我部范耀基、张振中预先备好船，在龙头作渡河点，这里离英德很远，夜间过北江，日本仔是绝对不会发觉的。”

    邹洪却说：“即使过了河，但此去平远还有几百公里路，沿途有土匪、伪军，还有新四军游击队，他们一定会阻截这帮文弱书生的，我就没有办法对付这些人了!”

    莫雄说：“这样吧，我可以派兵保护，土匪、伪军是不敢惹我们的，而新四军又是讲道理的，现在团结抗战，我相信他们是不会难为我们的省政府工作人员的。”邹听罢大悦，答应照此办理。

    莫雄回到英德，吩咐部下张振中、范耀基、朱小仲等人带领省政府的工作人员及家属等1000余人，于某日夜间分批渡过北江河，往平远方向急行。莫雄又写了纸条给沿途的县政府，叫他们协助护送这批人员。中共北江特委非常配合，指示沿途的中共游击队协助护送过路的国民党省政府人员。这批人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终于平安地抵达平远大拓。莫雄再次在余汉谋面前显示了他在大小北江的能力。正如余汉谋所言，莫雄是“北江王”，大小北江没有莫雄不行。

    1942年，莫雄在家乡浛洸建起了“挺进第二游击司令部”，又称“莫公馆”，他的家人都居住在这里。由于战乱而辍学在家的莫仲球、莫三球、堂弟莫志光这3个青年学生已经长大成人，到了二十岁左右的年纪。他们也产生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思想。他们向莫雄和黄桐华提出了想干救亡工作的愿望。

    莫雄对儿子提出要参加抗战救亡的要求当然赞成。黄桐华根据青年人的特点，认为最好让他们搞宣传工作。他提议在司令部建立隶属于“挺二”政治部的“战时工作队”，专门负责抗日宣传，让莫仲球担任队长，三球和志光都到“战工队”来。另外，他还介绍了约10位进步青年进来，共同组成这支队伍。莫雄听罢大喜，当即批准。

    “战时工作队”随后成立，具体领导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潘达同志，队部就设在“莫公馆”楼下的一间房间。该工作队成立后，在英德西乡浛洸、犀牛大洞、九龙黄花一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唱歌演戏，出壁报，写日文反战传单到小舍和下步墟张贴，搞得有声有色。

    小舍、下步墟两地距离日占区连江口有二十里地，日寇经常来这里巡逻以及抓夫、砍柴。一次，日寇又到这里抢掠耕牛和鸡鸭粮食，被“挺二”游击队痛击，打死了七八个鬼子。敌人随后组织了大队日军进行反扑报复，在这个地段枪杀百姓，焚烧房屋。战工队接到“北特”的命令，必须将反日标语贴到这两个地方，而且要用日文，以强烈表示中国人民不屈的抗日精神。于是潘达带着莫仲球和两个队员趁着夜色摸进小舍和下步墟，由莫仲球“看风”，潘达等贴标语，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果然在第二天，一队巡逻的鬼子看到这些标语后，缩回到连江口据点。

    战工队不仅宣传抗日，也宣传反对国民党妥协投降，因而引起小北江国民党别动军的侧目，在连县的报纸上攻击“挺二”战工队是“赤化队”，但碍于是莫雄的“少爷”搞的，人称“太子队”，故此没有人敢对它怎么样。

    “挺二”纵队就是这样，在莫雄这面“抗战大旗”的掩护下，无论武装斗争还是政治斗争都牢牢地掌握在中共“北特”的手中。据朱小仲同志回忆，“几年来，（上级）先后派到莫雄部队和在那里发展的党员达100多人。”黄桐华在回忆材料上这样写道：“1942年间，中共广东省委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全省党组织都停止活动，党员均转移隐蔽，唯独在“挺二”纵队的共产党却照常活动，而且别的地方有些共产党员转到了‘挺二’来。一直至1946年，中共北江地委仍安全无恙，工作活跃。”座立在浛洸“姑婆湾”的“莫公馆”俨然成了中共地下党抗战的战斗堡垒。

    营救美国援华抗日“飞虎队”队员

    1944年春的一天，援华抗战的美国空军“飞虎队”飞行员杰.丹尼在完成对日军的轰炸任务后，由于飞机负伤逼降于英德大湾莫雄的防区，被当地军民发现，莫雄接待并妥善安顿了他，并将他护送到上级。丹尼非常感激，铭记在心，从此与莫雄结成了深厚友谊。六十四年后（2008年），莫家从网上知道丹尼还健在，莫三球携女儿莫小艾，带着家乡人民和莫家对丹尼的诚挚问候，飞赴美国探望已经八十多岁的这位抗战老兵。丹尼为此还召集了数位“飞虎队”的老兵与莫三球父女欢聚一堂，共叙友谊。

    （注：解放后莫雄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80年逝世。2015年，莫雄及儿子莫仲球、莫三球分别获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勋章”。

（作者：广东省红色旅游文化促进会红色文化研究院研究员2025.7写于广州）

颁发给莫雄的纪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