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的危害及历史教训

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的危害及历史教训

学习中共党史心得之二十八

万保民

    我党的历史是一部艰苦卓杰的斗争史。在28年的奋斗历程中，不仅要同蒋介石集团斗，而且要同党内左、右倾思想路线斗，在纠正左、右倾的思想中找到正确航向破浪前行。

    在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中，对党的事业危害最大的要数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

    王明左倾路线是土地革命时期危害最烈的错误路线，其以教条主义为核心，在军事、政治、组织等领域造成系统性破坏。下面结合史实阐述其危害：

    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统治达四年之久，给中国革命带来毁灭性打击。他照搬苏联革命道路，否认中国革命的阶段性，主张“一次革命论”，忽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极力推行冒险进攻的军事战略；他重用不懂中国革命及军事的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徳，不顾中央苏区的实际，排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役中采用"御敌于国门之外"、“堡垒对堡垒”的错误指挥，导致反"围剿"失败。靣对蒋介石的“铁桶”会剿，中央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及临时中央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冲破数道封锁线，至湘江战役后，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南方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

    政治与组织上，王明奉行"关门主义"，将中间阶级视为"最危险敌人"，丧失统一战线基础。更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搞宗派清洗，肃反扩大化，制造大量冤假错案。红四方面军、红三军等因内部整肃队伍严重削弱。白区党组织遭受灭顶之灾，11个省委机关被国民党蒋介石破获，武汉、南京等城市党组织几乎瓦解，损失达百分之百。

    经济与群众工作方面，盲目套用苏联土地政策，将中农拔高为富农打击，严重脱离群众。全国红军从30万减至十几万，党员从30万到剩4万，革命力量濒临绝境。直至1935年遵义会议才得以纠正，但其教训深刻揭示了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的致命危害。

    王明这个原来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是怎样突然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呢？他从未担任过中国共产党的最高职务（如总书记、中央委员会主席等），但他却能够掌握着党的最高领导权，并推行其错误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如此严重损失！原因何在？回顾其“发迹”的历史，令人深省。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又名陈韶玉，1931年在莫斯科化名王明）。1904年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个小商人家庭。1924年秋，入武昌商业大学预科学习。1925年加入共产党和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当年秋，他和博古（秦邦宪）等50多人一起被党组织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王明很快得到中大副校长米夫的赏识和重视，这也就成了他“进步”的开始。1927年初，米夫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团来中国工作时，就把还未毕业的王明带在身边作翻译。从1月到7月，在广州、上海和武汉活动。中共五大后，王明在党中央宣传部担任过两个月的秘书工作。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又跟着米夫返回莫斯科，留在中山大学工作，先后担任支部局宣传干事、翻译和联共党史课教员。

    不久，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米夫升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劳动大学校长，俨然成为东方各国尤其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人”。王明等人因为打着拥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旗号，为支持米夫上台出了力，所以，更得到米夫的信任和重用。米夫专门把王明等所谓“苗子”挑出来，送进“红色教育学院”学习，准备培养成中共高级领导人。1928年7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斯大林指派布哈林和米夫指导大会。米夫又挑王明当重要翻译，让他参加大会的一些秘密会议。米夫在六大选举筹备会上说，中国党负责人理论很弱，现在有些理论强的同志如陈绍禹（王明）、沈泽民等，暗示可以提拔王明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因遭到中央委员的强烈反对未成。

    1924年9月，王明等人陆续回国，中央先分配王明在上海一个巻烟厂任党支部书记，但他强调没有基层工作经验不肯去，要求留在党的秘密机关里工作。中央同意了。先派他去沪东区委在区委书记何猛雄的领导下做了几个月的宣传干事，后来又到中央宣传部在恽代英的领导下担任《红旗报》的编辑，王明心中不满，埋怨未受重用。

    1930年1月中旬，王明被捕，竞向敌人供出了党的秘密机关。被保释出来后，中央审查他，并给他以警吿处分，并调离中央机关，派到全国总工会工作，任全总党团秘书和全总机关报《劳动》三日刊的编辑。5月，调中央宣传部任秘书，王明一时难以抬头。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向忠发当选为总书记，李立三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主导实际工作。1930年6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开始了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7月，中央机关在讨论决议案时，本来附和过李立三左倾观点的王明，却与博古等人纷纷提出反对意见，但他们不是批评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反而指责李立三是躲在左倾机会主义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王明在发言中还提出这样荒谬的主张，说：”要把苏维埃的中国.....变为武装拥护苏联的前卫,变为苏维埃联邦的一部”。王明的这些言行使李立三、向忠发等人十分恼火，向忠发（中共中央总书记）当场宣布，立即撤销王明的中宣部秘书等一切工作。王明等人自恃有共产国际的撑腰，不把李立三、向忠发放在眼里。7月10日，王明写信给党中央，继续坚持其在中央工作人员讨论会上的观点，李立三、向忠发更加恼火，于是宣布对王明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给博古等三人以最后严重警告处分。王明等人极为不满。

    1930年8月下旬，共产国际指示在苏联的瞿秋白、周恩来回国，根据共产国际七月决议案的精神，纠正李立三左的错误。9月24日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李立三的一切职务，从而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瞿秋白负责中央的工作，但在全党并没有彻底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也没有将王明等人提到中央领导人的岗位上，不仅王明不满，而且主要引起共产国际的不满和反感。当时共产国际负责人对中共进行粗暴干涉，指责瞿秋白等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在共产国际看来，李立三不行了，瞿秋白又犯了严重错误，他们又看不上周恩来，那么谁来当中国党的领导人呢？由共产国际精心培养的干部王明等人就是当然的人选了。

    王明心领共产国际的意图，公然打出“反对立三路线，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号”，起劲地向党中央发难，积极进行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准备工作。11月13日和11月17日，王明、博古两次联名给党中央写信，猛烈批判立三路线是反马列主义和共产国际的，并标榜自己的意见一惯正确，并要求撤销对他们的处分。

    正在此时，共产国际突然派米夫来华，王明等人喜从天降。米夫此行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直接扶植王明上台。米夫不听中共中央的意见，逼迫党中央为王明等人“平反”，取消对他们的处分。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东方旅社召开。米夫一手操纵了这次会议，并在暗中起草了彻底改造中共中央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并以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补选的中央委员名单；而且由他圈定了出席这次全会的名单。与会37人中，竞有15人不是中央委员。会议在向忠发作报告后，两个国际代表发言。他们一致强调四中全会的召开是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批准的，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并声言：“当前中共中央全党右倾，迫切要求改组”。米夫在会丄作结论，大讲“王明等人是坚决的站在国际路线上来反对立三路线的”。全会被迫解除了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全会在选举时公然践踏中国共产党的章程，非法宣布，凡参加会议的（不论是否中央委员）都有选举权。在强令将王明选为中央委员后，接着又选举政治局委员，王明又顺利当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分工结果：向忠发虽然仍为总书记，而有共产国际作后台的王明，却以政治局委员兼江苏省委书记的实力地位，实际控制了中央领导大权。向忠发更加被傀儡化了。6月，向忠发被捕后叛变，王明代理总书记就成了中央的实际控制人。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指名博古（秦邦宪）接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忠实地执行王明的左倾思想路线，在中央苏区给党和中央红军造成重大损失，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

    从王明的左倾路线错误来看我党的成长过程，道路十分艰难曲折.时常会犯左、右倾错误尤其是左倾思想错误，其历史经验教训是否有这几条？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但不能成为教条，必须要同各国的国情实际相结合才能取得革命胜利；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既有功，也有过，不能盲从；三、选拔党的中央领导一定要遵守党的章程和程序，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以防投机分子，避免产生不在最高领导位置，却可以行使最高领导权的不正常现象。

（2025.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