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根据地五次反“围剿”经过概述

学习中共党史心得之三十六

万保民

    中央根据地（又称中央苏区）在土地革命时期，从1930年11月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以弱胜强先后五次进行了反对国民党的围剿战役，可歌可泣。以下为各次反围剿的基本经过：

第一次反“围剿”

   1930年11月至1931年1月，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蒋介石中央军打败冯玉祥、李宗仁等军阀）结束后，调集10余万兵力，以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红一方面军约4万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主动战略性退却，退守苏区腹地宁都黄陂、小布地区。1930年12月30日，红军在龙冈地区设伏，全歼敌第十八师师部暨2个旅，活捉师长张辉瓒；随后乘胜追击，1931年1月3日在东韶地区再歼敌一个旅。五天内两战两胜，成功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

第二次反“围剿”

   1931年4月至5月，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南昌行营主任，调集20万兵力，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筑东西八百里弧形战线，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四路向中央苏区推进。毛泽东、朱德继续坚持“诱敌深入”方针，指挥红军主力隐蔽集结于东固山区二十余天，待机歼敌。1931年5月16日，红军在富田白云山地区伏击敌第二十八师，歼敌大部；随后按照预定战略，自西向东横扫，直至福建建宁，在半个月内连续取得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次战斗胜利，横扫七百余里，累计歼敌3万余人，彻底粉碎第二次“围剿”，中央苏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第三次反“围剿”

   1931年7月至9月，蒋介石吸取前两次失败教训，亲任“围剿”军总司令，调集30万兵力，聘请英、日、德等国军事顾问助阵，采用“厚集兵力、分进合击”的战术，分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此时红军主力刚结束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分散在闽西地区休整，尚未得到补充休整。毛泽东、朱德果断决策，指挥红军主力从福建建宁出发，千里回师赣南，依托苏区群众支援，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战术，巧妙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1931年8月上旬，红军接连在兴国莲塘、良村以及宁都黄陂发动攻击，三战三捷，歼敌精锐1万余人；随后利用敌军休整间隙，灵活转移兵力，不断袭扰打击疲惫之敌，至9月中旬，累计歼敌3万余人，最终粉碎第三次“围剿”。此战胜利后，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中央苏区发展至鼎盛时期。

第四次反“围剿”

   1933年2月至3月，蒋介石调集4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此时，王明“左” 倾教条主义错误已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被错误撤销红军领导职务，离开指挥岗位。周恩来、朱德实际掌握红军作战指挥权，他们顶住“左”倾指令压力，灵活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依然坚持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战术，佯装主力撤退，诱敌深入山地。1933年2月28日至3月1日，红军在黄陂地区设伏，全歼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重创第五十九师，俘获师长李明、陈时骥；3月21日，又在草台岗地区歼敌近1个师。黄陂、草台岗两战共计歼敌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经典范例，成功粉碎第四次“围剿”。战后红军主力发展至12万人，中央苏区进一步巩固。

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蒋介石经过半年精心准备，调集100万兵力，自任总司令，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总体方针，政治上在根据地周边推行保甲连坐、经济上严密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术，以50万兵力主攻中央苏区。此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完全信赖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二人掌握红军最高指挥权（周恩来、朱徳基本靠边站）。他们废弃历次反“围剿”的成功战术经验，推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外与敌军决战；进攻受挫后，又转而实行军事保守主义，采取“短促突击”战术，强令装备落后的红军与优势敌军打阵地战、堡垒战，用土堡垒对抗敌军的飞机大炮。

   1933年9月下旬，国民党军占领黎川，红军被迫北上应敌，辗转硝石、资溪桥等堡垒群之间，连战不利，遭受重大损失；1934年4月，博古、李德不顾实际情况，命令红军主力坚守广昌，与敌军决战，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伤亡5000余人，广昌失守，此后红军又实行“六路分兵”、“全线防御”，进一步陷入被动局面，根据地不断被压缩，至1934年9月，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于都等狭小区域。红军丧失在原地打破“围剿”的可能。于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央军委机关共8.6万余人（留守2万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渡过于都河，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