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一带一路”

万保民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时，由大将军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而且有很多丝绸都是我们中国运的）。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狭义的丝绸之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地的陆上商业贸易通道,把中国、印度、希腊、古罗马和波斯文化联结起来。把古老中国发明的丝绸、火药、造纸、印刷术传到西方。又把古代西方的黄瓜、胡萝卜、芍药、石榴、核桃等沿这条古道传入我国。

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张骞是汉武帝时期的人。元朔六年，张骞随卫青征匈奴，有功，封博望侯。因此张骞在西域建立了威信，公元前139年，他受命率人前往西域，寻找并联络曾被匈奴赶跑的大月氏，合力进击匈奴。

　　张骞一行从长安起程，经陇西向西行进。一路上日晒雨淋，风吹雪打，环境险恶，困难重重。但他信心坚定，不顾艰辛，冒险西行。当他们来到河西走廊一带后，就被占据此地的匈奴骑兵发现。张赛和随从一百多人全部被俘。

　　匈奴单于知道了张骞西行的目的之后，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把他们分散开去放羊牧马，并由匈奴人严加管制。还给张骞娶了匈奴女子为妻，一是监视他，二是诱使他投降。但是，张骞坚贞不屈。虽被软禁放牧，度日如年，但他一直在等待时机，准备逃跑，以完成自己的使命。

　　整整过了十一个春秋，匈奴的看管才放松了。张骞乘机和他的贴身随从甘父一起逃走，离开匈奴地盘，继续向西行进。由于他们仓促出逃，没有准备干粮和饮用水，一路上常常忍饥挨饿，干渴难耐，随时都会倒在荒滩上。好在甘父射得一手好箭，沿途常射猎一些飞禽走兽，饮血解渴，食肉充饥，才躲过了死亡的威胁。

　　这样，一直奔波了好多天，终于越过沙漠戈壁，翻过冰冻雪封的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来到了大宛国(今费尔干纳)。高鼻子、蓝眼睛的大宛王，早就听说汉朝是一个富饶的大国，很想建立联系。但苦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故一直未能如愿。因此，当听说汉朝使者来到时，喜出望外，在国都热情地接见了张骞。他请张骞参观了大宛国的汗血马。在大宛王的帮助下，张骞先后到了康居(今撒马尔罕)、大月氏、大夏等地。但大月氏在阿姆河上游安局乐业，不愿再东进和匈奴作战。张骞未能完成与大月氏结盟夹击匈奴的使命  张骞在东归返回的途中，再次被匈奴抓获，后又设计逃出，终于历尽千辛万苦,于13年后回到长安。虽然未达目的,但却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各国的人文地理知识。

这次出使西域，使生活在中原内地的人们了解到西域的实况，激发了汉武帝“拓边”的雄心，发动了一系列抗击匈奴的战争。

公元前119年，汉王朝为了进一步联络乌孙，断“匈奴右臂”，便派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这次张骞带了三百多人，顺利地到达了乌孙。并派副使访问了康居、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国家。但由于乌孙内乱，也未能实现结盟的目的。汉武帝派名将霍去病带重兵攻击匈奴，消灭了盘踞河西走廊和漠北的匈奴，建立了河西四郡和两关，开通了丝绸之路。并获取了匈奴的“祭天金人”，带回长安。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中国输往世界各地的主要货物，从丝绸到瓷器与茶叶，形成一股持续吹向全球的东方文明之风。唐代，我国东南沿海有一条叫作“广州通海夷道”的海上航路，这便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3] 。宋元时期，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大幅提升以及指南针的航海运用，全面提升了商船远航能力，私人海上贸易也得到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同世界60多个国家有着直接的“海上丝路”商贸往来，引发了西方世界一窥东方文明的大航海时代的热潮 。明代郑和远航的成功，标志着海上丝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中国境内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广州、泉州、宁波三个主港和扬州、福州等其他支线港组成。

习近平对 “一带一路”的提出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哈萨克斯坦(中亚最大陆地国家)期间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宏伟构想。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为了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4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要重点落实“一带一路”战略。

此后，中哈正式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全面开展“光明之路”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接，积极推进产能和投资合作，树立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典范。

“一带一路”分别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屹立于世界的领导地位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65个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一带一路”战略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谈合作，是国家的战略性决策，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

“一带一路”的核心内涵 (五通)

政策沟通。加强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

设施联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陆水联运通道，推进港口合作建设，增加海上航线和班次，加强海上物流信息化合作。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拓展建立民航全面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加快提升航空基础设施水平。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

贸易畅通。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宜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沿线国家宜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海关合作，以及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等方面的双多边合作，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生效和实施。改善边境口岸通关设施条件，加快边境口岸“单一窗口”建设，降低通关成本，提升通关能力。加强供应链安全与便利化合作，推进跨境监管程序协调，推动检验检疫证书国际互联网核查，开展“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降低非关税壁垒，共同提高技术性贸易措施透明度，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拓宽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挖掘贸易新增长点，促进贸易平衡。创新贸易方式，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新的商业业态。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巩固和扩大传统贸易，大力发展现代服务贸易。把投资和贸易有机结合起来，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拓展相互投资领域，开展农林牧渔业、农机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等领域深度合作，积极推进海水养殖、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工程技术、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领域合作。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积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推进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加强能源资源深加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合作。

中国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鼓励本国企业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投资。促进企业按属地化原则经营管理，积极帮助当地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

资金融通。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有关各方就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开展磋商。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深化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

民心相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意义

一是可进一步促进我国对外开放。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一带一路”将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西部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促使中国东中西部协调发展。

二是为我国挤身世界强国提供重要路径：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构筑国土安全发展屏障，摆脱以美国为首国家的不平等国际贸易谈判，寻求更大范围资源和市场合作的重大战略，被称作世纪大战略。这是中国在近200年来首次提出以中国为主导的洲际开发合作框架，将彻底摆脱原来依附大国，被动挨打的地缘政治局面。

三是构筑人类共同命运体的重要举措。促进全球经济贸易新的大循环，成为继大西洋、太平洋之后的第三大经济发展空间。“一带一路”地区覆盖总人口约46亿（超过世界人口60%），GDP总量达20 万亿美元（约占全球1/3）。区域国家经济增长对跨境贸易的依赖程度较高，2000年各国平均外贸依存度为32.6%；2010年提高到33.9%；2012年达到34.5%，远高于同期24.3%的全球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1990-2013年期间，全球贸易、跨境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7.8%和9.7%，而“一带一路”相关65个国家同期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3.1%和16.5%；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10-2013年期间，“一带一路”对外贸易、外资净流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3.9%和6.2%，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4.6个百分点和3.4个百分点。2015年，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近1万亿美元，我国同沿线65个国家中投资49个国家，共计150亿美元，同比增长18%。

总之,一带一路为我国经济发展找到了新亮点,开辟了新途经,具体表现以下几方面:

一有助于解决产能过剩。通过帮助沿线国家加強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可向其提供大量钢材、水泥、玻璃、电解铜、等建筑材料,有利于我去库存、解过剩。还可促进建筑、装修、家具、化工等下游产业的发展。

二有助于解决资金投资出路。我国有三万亿美金外汇储备,一些企业有大量资金,民间也有许多资金似乎找不到出路,如果炒股会把股市推向泡沫, 而且大家也不愿炒,因风险巨大(去年我国有七成股民亏损),如果炒房又会把房价推高,影响民生。而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大量资金投资出路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用多余的钱去挣外国人的钱,是英明之举。

三.为我企业发展提供新机遇。我国内需已达到较高水平,要想大幅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非常困难,而一带一路沿线有许多发展中国家,人们生活水平与我国有相当差距,这就给我国企业发展提供了市场机遇。马云说:  “他去年在世界上空飞了820小时,感受一带一路净是机会。在他脑子里,没有国企民企之分,没有大企业小企业之分,只有企业家精神之分。”王健林说:未来自己企业发展重在一带一路。董明珠说:企业要充分利用国家搭建的一带一路这个好平台,

将中囯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将中国产能向中国质量转变、将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四.可以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如果一带一路目标实现,那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尽是中国资金、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制造,经济的互通也会带来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这些国家的经济对我国的依存度必然增加,由此必然增強对我国的认同感,我国在世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会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必将大增, 到那时, 我们不想当世界老大都不行。

(2017.8.1)

中央近期密集定调金融工作 传递哪些信号

　　最近中央对于金融政策面大动作频出。

　　7月14和15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紧接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最高领导人对金融业的改革发展密集发话。

　　会后两天，资本市场、尤其是A股市场比较动荡。以周一为例，创业板开盘15分钟“闪崩”，全天下挫5.11%，A股3000多只股票中有540只跌停。股市的反应是长短期综合因素造成的，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市场对会议精神理解的“超调”（调整量超过稳定均衡值）。

　　应该如何理解这样的政策走向和市场反应呢？

　　其实，只要看看《人民日报》三论的标题就可以明白理解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正确姿势。这三篇的标题核心内容，分别是“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

　　换句话说，“破”与“立”结合。既要严管，又要改革。

　　一抓问题

　　要加强监管，说明是要解决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可以从金融稳定局局长陆磊的表态可知大慨。他说:“当前，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不良资产风险、流动性风险、影子银行风险、外部冲击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等正在积累，金融市场上也乱象丛生，套利投机泛滥，利益输送严重，大案要案不断滋生。而金融监管不协调、监管缺失、执法不严等问题不断暴露，不适应跨行业、跨市场金融产品创新发展。”

　　17日，原国开行党委副书记、监事长姚中民受贿一案在河北保定审理，其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在获批银行贷款、承揽工程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600多万元。像这样的金融反腐，证监会的姚刚、保监会项俊波、以及徐翔等案件，已经可以说明问题。

　　但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显然不是为了查案子。那是做什么的呢？

　　从“统筹协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职能定位看，金稳会将一定程度上延续目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构成，包括一行三会、发改委、财政部等主要经济部门的负责人。

　　从“权威性和有效性”的角度看，央行将进一步强化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的职责；同时过去金融监管不协调、监管缺失、执法不严等影响跨行业、跨市场金融产品创新的问题将得到改善。

　　说到底，是为了解决体制机制问题。

　　金融严监管，离不开人这个重要因素。这次金融工作会议就特别提到，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建好金融系统领导班子，强化对关键岗位、重要人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

　　二抓实体

　　习近平在讲到金融工作的根本原则的时候，第一条就是“回归本源”，即服务实体经济。这个观点，也是人民日报系列评论的第一篇、当头炮。我们引用过这样的数据：2016年，我国GDP的增量是5万多亿，而金融业的增量是30万亿。

　　不可否认，金融业为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毕竟目前，银行还是我国社会和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

　　但在货币政策、金融创新和金融抑制等多重因素共存下，影子银行野蛮生长、泡沫化繁荣，带来了金融和实体的加杠杆，以及整个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影子银行是个很大的问题。简单说，它的出现，不只是金融一个部门的问题。

　　从银行角度看，利率市场化和存款脱媒的趋势下，银行利润收窄；同时，在银监会对资本充足率、行业投向限制的约束下，银行有动力绕开监管，将业务从表内挪到表外；

　　从实体角度看，宏观调控下，国家对“两高一剩”行业、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的银行信贷控制，也使得实业的融资需求转向信托、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等影子银行；

　　而从居民角度看，随着财富管理理念的增强，存款“搬家”、各类理财产品受到青睐，资金也就最终输送到影子银行。道理我们都懂，在实体经济收益率下行和资产荒的环境下，影子银行资金就难免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加杠杆，一定程度造成了股市、债市、楼市的波动。

　　要治理监管套利、约束影子银行，就要客观认识影子银行的历史作用和弊端。加强金融监管补短板、深化金融改革，则是治本之策。

　　金融业天然是要加杠杆的。去杠杆不是一蹴而就、一朝一夕，也不是要达到“无杠杆”的结果。无杠杆自然也代表着停滞。

　　换句话说，引导资金更多地投向实体经济是方向，同时也要把握节奏和力度。既要对杠杆部门保持压力，也不能变相地伤害实体经济、更不能触发系统性风险。

　　金融去杠杆的数据也是明显的：M2（广义货币）同比增速，从今年1月的11.3%，4个月内下降到了9.6%；银行同业负债从今年1月份的13.9万亿下降到5月份的12.5万亿。

三抓改革　

会议规格“顶配”，“防风险”基调突出

　　关于本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规格，远高于以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往的金融工作会议是总理主持，本次则是由习近平主持，同时有五名政治局常委出席，规格空前，反映出政策层对本次会议的重视程度之高。“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监管协调体系升级到2.0版本。

　从“金融去杠杆”切换到“经济去杠杆”

　　2016年底以来，特别是2017年4月以来，“去杠杆”的核心似乎是“金融去杠杆”，特别是以银行业为重点的一系列去杠杆严监管。但此次会议尽管是“金融工作会议”，对于“去杠杆”的提法确是“经济去杠杆”，这与市场的理解存在重大差异。

　　此次会议通稿中明确指出，“要推动经济去杠杆，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的关系。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反而，通稿中关于金融部门并未表示“去杠杆”，而是强调严监管。

　　首次确认“机构监管”变为“功能监管、行为监管”

　　在过去分业监管体系下，“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均为“机构监管”，即“一行三会”仅监管自己审批的机构，这一方面导致“父爱主义”，对于自己审批的机构过度溺爱，同时另一方面导致市场分割、监管真空、监管套利。

此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认监管模式为“功能监管、行为监管”，首次在如此高规格的层面对监管模式的改变进行确认，标志着“机构监管”将成为过去式，这是监管模式的重大转变。尽管“混业监管”从来没有被官方认可，但“功能监管、行为监管”意味着“一行三会”的监管对象必然将出现交叉，因为金融机构确实已经“混业经营”。这意味着，“父爱主义”、“监管真空”、“监管套利”等一直存在的监管问题有可能得到根本改善。

　　怎么理解呢？以前是机构监管，各管一摊；之后，要从功能上区分，对相同功能、相同法律关系的金融产品按照同一规则由同一监管部门监管。比如银行销售基金产品要到证监会获得基金销售牌照。而行为监管，则是针对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和人，从事金融业务就必须要有金融牌照，从事哪项业务就要领取哪种牌照。

相同金融产品不按照同一原则统一监管是造成监管空白、监管套利的重要原因，也是当前金融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比如现在混乱的理财市场，“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和基金管理公司都在发行各自的资管产品，其特点都是集合投资，法律关系是信托，产品属性是证券。但由于认识的不一致，资管产品无法实行统一监管，非法从事理财业务也没有一个部门去查处”。

　　这就像公路上，交通规则一致，但如果站了军方、政府、公众三个警察指挥三类车辆，是不能期望交通秩序改善吗。因此，法律的修订调整、部门职能和监管理念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改革措施。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是监管最差的结果。要避免这样的结果，就要理顺体制机制，真正源头性预防问题，并能及时发现解决。换句话说，严监管，不是为了管死，而是为了管好。

　　四抓开放

　　17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被高层定性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

　　金融行业是竞争性服务业，封闭的金融环境，就会滋生高杠杆、不良贷款、财务软约束等现象。过去大型国有银行在对外开放、引入外资行战略投资者后，学习到先进的业务模式、风险管理经验，提升了竞争力；金融监管在对外开放合作过程中，也学习了先进的监管理念，提升了治理和风险防控能力，形成了有益的探索。

　　比如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加强金融协调和监管，特别是美联储被赋予更大的监管职能，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全面监管。这对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来说，就是一种借鉴，当然要结合实际进行。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应该如何业务转型？

　　简单说，在经济新常态、金融法制体系逐渐健全的背景下，过去金融业依靠拼规模、监管套利的外延式路子将难以为续，打着金融创新的名义搞金融诈骗更是无路可走。而诸如“一带一路”、供给侧改革、金融普惠、精准扶贫等领域，都大有可为，也还有不小的金融创新空间。

　　说白了，未来，金融业要注重内涵式发展，将“赚快钱”的观念，转变为“赚干净的钱”、“赚稳健的钱”，真正地服务好实体经济。

纲举目张，服务实体经济就是“纲”。

此次会议明确“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和监管信息共享”，监管统筹将更多地集中在基础设施、统计、信息等方面，与我们一直强调金融体系应当有“统一的后台”一致。

以上就是当前我国金融改革的一些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