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战疫法

中国抗疫史上的几种战法

保 民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从一个侧面来说，也是一部同疫病做斗争的历史。中国古代王朝基本没有专门的措施，“遇有疾疫，不特各人自谋医治，自为保卫，地方官府尤必代为之计，使合境之人同登寿域而后已。较中国之施医设局，任人自便，来者听之，不来者勿强不同”。大多情况下，主要依靠民间力量或是宗教团体设立临时医院接收治疗患者。但是各朝各代都在历史发展中摸索创造一些从宗教的到比较科学的防疫办法,归钠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巫术治疫法 中国抗击疫情的方法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上古时期，人类对自然的认知还很肤浅，疫情来了之后更多的是寄希望于巫术。秦汉时期，疫情严重地区，人们拜天求神,巫术乡里,驱赶瘟神,听从天命。

隔离阻断法 古人在对疫病没有完全认识时，已经知道隔离的重要性。夏商周时期这样的方法就已产生，得了病就送到专门的场所进行物理隔离。历代隔离的场所有两种，一种是为疫病到来时临时建立的场所,如汉平帝曾下诏书：“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名医张仲景即主张防治为主，“上医治未病”;另一种是常设的隔离场所。除病人外，接触过病人者也要被隔离。《晋书》中提及：“朝臣家有时疫，染疫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比如宋朝苏轼就在杭州建立了很多病坊，招募僧人到各坊管理治疗，为病人准备药物和饮食。

1910年清末东北发生大鼠疫，这次鼠疫死亡人数超过六万，相当于东北1400万人的0.4%左右。这一次的鼠疫，从呼吸道感染症状严重的情况判断，极有可能是通过飞沫，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呼吸传播。伍连德派士兵挨家挨户搜寻感染者，一旦发现马上送到医院，按重症、轻症、疑似进行分级处理，避免交叉感染,政府也从长春调集士兵对哈尔滨疫区进行严格的封锁和交通管制,最终高效的控制了疫情的蔓延。1911年，抗击鼠疫时，伍连德采取的方法是：病人送往鼠疫医院，接触者被隔离，所有人佩戴加厚的口罩（后来被称为“伍氏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

医药救治法自古中国人就用中药防治疾病,如中草药丶拔火灌丶针灸等。唐朝时，政府还编纂简便医书，把常用的药方都抄写到木板上，在村坊要路上展示。宋朝有了雕版印刷技术，政府大量印行编辑医书，向各州县推广。贞观十年，关内、河东大疫,江南频年多疾疫”,这时期的治疗，以中医药为主。后来发展到现在的中西医治疫。

抗战时期的根据地也发生了大的疫情，其中发病最多、流行最广、危害最大的传染病是疟疾。1942年3月11日的《晋察冀日报》写道：“病人之多，病祸之延续与反复，死亡率之大，可以说是百余年来所未有的”。有人估算，抗战期间，晋察冀边区人民发病数为4000余万人，死亡为240余万人。对传染性和流行性较为严重的传染病，如疟疾、痢疾、回归热、伤寒等，根据地组建了各种医疗组和卫生防疫队进行了重点防治。并加紧各种防疫药品和药材等的生产，帮助各级政权训练卫生防疫人员，协助地方卫生工作。解放后,我国十分重视中医药防治疾病,如屠呦呦发明的青蒿素有效防治了疟疾病,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阻断病源法 古代社会的处理瘟疫方式是隔离（驱逐出村、或安置远离乡镇的郊外空屋）、焚烧尸体。比如对付麻风的方法是隔离，早期是将患者驱逐出境（乡镇），近代以来是建立麻风病院，将患者集中在规定地区疗养，禁止与外人接触。急性和大规模传染病突发时采取强制性封户或者封城，阻断传染病的传播与扩散，比如1911年东北发生的鼠疫事件，伍连德采取的就是切断由东北进入山海关的火车，将疫情首先控制在东北地区，防止疫病散播至关内。1955年,我国前后发生了严重的血吸虫病，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四川、云南十二个省、市区的37个8县市流行血吸虫病，患者约一千万人，约有一亿人民受到威胁。毛泽东多次开会听取汇报，布置任务。在中央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派出大批医疗队到疫区进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当科学家找到血吸虫是寄生在丁螺身上后,立即开展群众性挖灭丁螺运动,有效地消灭了血吸虫病。《人民日报》报导了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毛主席看后，欣然写下了《送瘟神》的诗篇。又如2003年发生的sars传染病,当弄清传染源是野生动物果子狸后,立即捕杀了果子狸。

疫苗免疫法 接种疫苗，历史上持续爆发的天花，导致的总体死亡人数远远超过鼠疫，死亡率高达25%。自宋代以来，中国社会采取人痘接种方法预防天花。新中国成立后，新成立的公共卫生局就设立了防疫班，负责传染病的防治工作。此外，还发起全民运动防治各类疫情。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国进行了3次强制性全民种痘和2次接种行动，5亿多人口共发放了18亿剂牛痘疫苗。现在对幼儿都要接种疫苗,有效地预防了多种疫病的发生,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现在达到74岁,比解放前的35岁增加二点一倍。

(202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