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经历的六次危机释

中共经历的六次危机释

学习党史心得之四

万保民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部苦难辉煌史,成立之初,谁曾想到二十八年后会获得成功?谁曾想到一百年后会成为九千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如果当时能预测前途光明一定能成功的话,那些中途走溜的可能就不会走,那些叛党的可能就不会叛变。中共历史就是一部大浪淘沙史,经过无数惊涛骇浪,淘去的是信仰意志薄弱者“沙子” ,留下的是信仰意志坚定者“金子”。回顾历史,我觉得中共至少经过了六次大的危机,而每次危机都造成许多党员牺牲丶组织破坏,甚至面临绝境。可每次危机又都被成功化解丶转危为安。这表明,我们党天生的就是要经受磨难,要在凤雨中成长,逆境中前行。

    第一次危机-----蒋介石背叛革命,1927年“4.12”开始对共产党的大屠杀。

1921年信仰马列共产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在这之前,信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已经成立,但孙中山感觉国民党队伍思想渙散,组织纪律不强,看到共产党队伍人虽少但思想清新丶朝气篷勃,想吸收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改造和壮大国民党,加之还想得到苏联的援助,于是提出“联俄丶联共丶扶助农工”的政策,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牵线撮合下,国共两党勉强合作在一起。其实开始,两党内部都有许多反对合作的观点,认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同的两种信仰,都担心对方同化和“吃”掉自己。而孙中山认为,这两个主义并不矛盾,希望全体共产党员集体加入国民党,而共产党内也有不少同志持反对态度,最后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开始共同创办黄埔军校丶改组国民党和举行北伐,但国民党牢牢掌握军校的领导权和北伐军的指挥权,黄埔军校校长和北伐军的总司令均为蒋介石担任。

蒋介石表面上认同孙中山的 “三大政策”,十分尊敬孙总理,从而很快取得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但他骨子里十分排斥共产党,当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世后,就开始现出其反共的真面目。
   1927年4月11日，蒋介石在南京密令：“已光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当晚，青帮头子杜月笙以“上海工界联合会”、“中华共进会”的名义，邀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赴晚宴，将汪诱骗到杜宅杀害。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白崇禧在上海具体执行蒋介石的政变计划。凌晨，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青红帮、特务约数百人，身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从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从1时到5时，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猝抵抗，双方发生激战。事先埋伏在工人纠察队周围的大批军警，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枪械。上海2700多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余人，受伤180人。当天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均被占领。在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1000余人，交由蒋介石的军警处置。
　　为了抗议血腥暴行，当天下午，上海各区工人分别召开了几万人以至几十万人参加的大会，一致要求：交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惩办流氓，肃清反革命；保护上海总工会等。会后游行示威，闸北区数万徒手工人行至潮州会馆总工会会所时，奋勇而入，夺回了总工会会址，并立即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决定4月13日上午10时举行总同盟罢工。
4月13日，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会后约有10万人整队去周风岐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二师司令部已经接到蒋介石命令，当请愿队伍走到宝山路时，用机枪猛烈扫射，当场被枪击而死者在百人以上，伤者无数，被捕200余人。天降大雨，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同时，在上海南市游行的工人也遭到军队的枪击，死伤数人。
　　从4月12日至15日的3天内，上海被屠杀的共产赏人300余人，被拘捕的共产党人1000多人，流亡失踪者5000多人。工人领袖赵世炎、陈延年等先后被杀害。
　　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兼戒严司令白崇禧发表通电称：“上海工人纠察队，发生械斗，当此戒严之际，且前方军事正在进行，本司令官等为巩固后方安宁秩序起见，不得不严行制止。已将该肇事工友武装一律解除，并派员与上海总工会妥商善后办法。”同时，白崇禧还声称如发生罢工，“不问首从，定即按照戒严条例，严惩不贷”。

   4.12反革政变，既是一次清剿共产党的武装政变，也是一次国民党内部的夺权斗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蒋介石藉此成为被国民党内右派支持的最高领袖，开始了在中国数十年的统治.共产党当时有六万多党员,被蔣介石杀害二万多。共产党对蔣介石的屠杀清党的行为思想准备不足,措手不及,加之时任总书记的陈独秀思想右倾,共产党面临巨大危机。

   隨着这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全国革命形势由高潮转入低潮。蒋介石的血腥镇压,使革命力量遭到巨大摧残,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革命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的许多领导骨干和群众领袖英勇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有32万多人,到1932年前,竟达到一百万以上。革命高潮时期入党的一些不坚定分子,到这时,有的声明退党,有的悲观消极,有的自首叛党,有的另组第三党。党员人数由57000人减少到一万人左右，工人阶级的斗争暂时被镇压下去,尚存少量的斗争也只是防御性的,农民的斗争此起彼落,处于散漫的状态。

     第二次危机------向仲发丶顾顺章的叛变。

中共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叛徒,对革命造成许多损失,但唯有向仲发和顾顺章的叛变给党带来的危害最大,因为向仲发是党的总书记,而且还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他的叛变对全党和国际共运的影响和打击是巨大的。顾顺章是中央特科的骨干,他的叛变对党中央机关的破坏和领导人的安全造成灾难性后果。

1931年4月，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在返回武汉时因公开演魔术被叛徒指认被捕。顾旋即叛变，首先供出共产党在武汉的地下交通机关和红二军团驻武汉办事处，致使10多人被捕牺牲。然后主动要求面见蒋介石，出卖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和主要领导人。这个重要情报被打入国民党中统机关任机要秘书的钱壮飞获悉，连夜报告特科负责人李克农，再转报中央。周恩来在陈云协助下，采取果断措施，立即安排中央机关和人员安全转移。4月27日，顾顺章被押到南京，蒋介石亲自接见，顾除出卖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里的恽代英外，还将中共中央机关和重要负责人的地址全部出卖给国民党。国民党随之进行大搜捕，由于中共中央机关和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已事先转移，国民党一网打尽中共领导人的计划落空。5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永远开除顾顺章的党籍。此后，顾顺章加入国民党法西斯组织蓝衣社，1935年遭国民党中统嫉恨而被枪毙 。

顾顺章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工头，从小好勇恶斗,曾参加青帮并当选小头目，在上海滩的帮会、流氓斗殴中表现非凡。因为他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可见当时顾顺章就是一个混社会的人。顾顺章与陈赓一起曾到苏联留学，学的是特工技术，据史料记载,他学特工技术学得很精，他还精通化妆易容术。后来中央成立特科，顾顺章成为三科的科长，也就是“打狗队”。随着顾顺章被重用，他日渐骄纵，生活腐化，吃喝嫖赌俱全。当时陈赓曾就曾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陈赓的预言不幸一语成谶。

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在顾顺章追踪下于上海法租界被捕，押至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随即叛变。6月24日，蒋介石在南昌下令，将向忠发就地枪决。这次危机的化解是,特科钱壮飞立了大功,及时将向忠发丶顾顺章的叛变情报转到中央,转移保护了中央领导;此后中央机关迁向瑞金,同中央红军在一起。

第三次危机-----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中国共产党一直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走苏联的革命道路,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武装夺取政权,多次攻打大城市,结果都残遭失败。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不断思考总结,根据中国国情艰难探索出一条独特的道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进行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他冒着与省委和中央精神相背的风险,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伍走上了井冈山,创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此后扩展到赣南闽西地区,在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的大好形势下,蒋介石多次对瑞金为中心的中央红军进行围剿,前四次围剿都被我粉碎,但第五次围剿使我陷入绝境。

1933年9月，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蒋介石总结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采取“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堡垒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的战略,内称”铁桶计划”：东路军由蒋鼎文任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北路军由顾祝同任总司令，陈诚任前敌总指挥;西路军由何键任总司令;南路军由陈济棠任总司令，白崇禧任副总司令。其中北路军为进攻主力，东路军助攻，西、南路两军主要是防守。于1933年10月初向中央苏区扑来。眼看国民党军包围圈却越来越小，中央红军和中央领导机关危在旦夕,这时,因我党通过隐蔽战线的人员获得了蒋介石的“铁桶计划”的详细情报,立即采取部署,于1934年10月进行战略转移,跳出了蒋介石所设的包围圈,如果晚些天走就有可能全军覆没。

   第四次危机------湘江战役。

湘江战役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长征之初，在广西北部湘江地区突破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的战役。湘江战役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从苏区突围跨越敌军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兰山、临武地区。这时，蒋介石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他任命湘军头目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此时的蒋介石踌躇满志，信心满满，以为这次定能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了。

11月20日，白崇禧见红军的一支部队占领了湘南的江华，又向广西恭城奔来，白崇禧同粤军和湘军一样，不愿同红军硬打而消耗实力，为防红军进入本省或被蒋介石吞掉，就借口兵力不够及防止红军南进广西，在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缺口。何键为求自保，也不尽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这130里防线无兵防守达7天之久。这意味着顺利通过第四道封锁线的机会到来了。可惜，红军未能抓住这一良机。

　　直至11月25日，中革军委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红1军团先头部队于11月27日赶到界首，未经战斗就占领了这一渡口，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60华里的湘江两岸。这时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

　　剩下的问题就是争取时间。十万火急的命令一道接一道。遗感的是，中央军委纵队就是加快不了行军的速度。11月26日，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足足4天，才走到湘江岸边。最高三人团是想将中央苏区整个地搬到湘西去。临突围前，雇了几千名挑夫，绑了三千多副挑子，兵工厂拆迁一空，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庞大的后方运输队,需要七、八个人抬石印机，十几个人抬大炮底盘,在山间羊肠小道上慢慢行走。

11月29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猛烈进攻。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红军的阻击阵地上，遭受炮弹和重磅炸弹的轰炸，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装备单一的红军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

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我于半渡中。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5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8军团损失更为惨重，后卫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师长陈树湘等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牺牲5万多将士,湘江一战，是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

第五次危机-----“通道转兵”。

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离开江西时，原计划是进入湘西会合二、六军团，然后以此为依托转入反攻。但是，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湘江之战，红军遭受惨重损失。1934年12月9日起，中央红军兵分3路进军湖南通道县。在中央红军向通道进军的时候，蒋介石己判明红军将去湘西的意图，把防堵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作为兵力布置的重点。在湘桂边这个方向上。于是他一方面调集刘建绪、薛岳两部主力近20万人，配置在湘西城步、绥宁、靖县、会同、武冈一带，布成一个大口袋，等着红军往里钻，一方面分兵尾追红军。12月10日，当中央红军行进在湘、桂边境的越城岭时，数十万敌军已抢先在通道以北进入阵地，具体的兵力部署是：湘军刘建绪的第一兵团7个师8万余人，一部置于城步、绥宁、一部尾追红军，主力集结于靖县。蒋军薛岳的第二兵团8个师又一个纵队11万人，一部置于黔阳、芷江，主力集结于洪江、会同，并向靖县推进，可是负责中央红军军事行动指挥的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由通道北出湘西，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中央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这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1934年12月10日，红军先锋部队占领湖南通道县城县溪镇后，毛泽东觉得按原定方向向湘西突围会红二丶六军团的战略十分危险,他找到周恩来,极力建议，于12日傍晚,中共中央负责人临时在芙蓉木林庵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上,李德、博古仍坚持去湘西的计划。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极力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挽救危局。参加会议的同志经过激烈争议,多数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12月13日，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突然改变行军路线，分两路转兵西进贵州,没有向蒋介石布下的口袋钻。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正式通过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计划，改向黔北挺进。从此可以看出，通道转兵不仅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还使中央和红军更加认识毛泽东的正确,为以后的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从此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此次转兵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正如刘伯承在解放后写的《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的;“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可以说,这次危机是被毛泽东化解了。

第六次危机------张国焘另立中央。

中共党内的团结不是从来都是巩固的,多次出现思想路线斗争。由于党的领导层对革命对象丶革命道路选择的见解不同,往往产生重大分歧,甚至出现全局性的错误,使革命走了不少弯路,甚至出现危机,最严重的一次党内危机应算是张国焘分裂党丶另立中央。

　张国焘，又名张特立，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10月加入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参与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1年7月下旬至8月初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委员，任组织部主任,后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1922年被选为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翌年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4年5月，在北京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变节自首。出狱后，向党隐瞒了其变节行为。1925年被选为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曾兼任中央军事部部长。1927年5月被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曾追随陈独秀向国民党右派妥协让步,同年7月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1928年被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不久从苏联回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由于他的战略指导错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主力于1932年10月被迫离开鄂豫皖苏区往西转移。张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领导川陕苏区。他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工作期间，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在肃反中诬陷和杀害了许多革命干部(刘志丹都被其关押)。1935年3月，他擅自决定放弃川陕苏区。同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与朱德等率左路军抵达阿坝后，他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的战略方针，9月9日，张国焘给与右路军同行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发了份密电,令右路军南下，并要危害党中央。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首先看到此电文,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当机立断,带领中央纵队秘密北上,预防了张国焘下毒手。

张国焘后擅自率左路军南下，于同年10月5日,在四川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和中央政府,,自任中央主席,并决定开除毛泽东丶周恩来丶博古丶洛甫党籍,下令通缉。后因他在南下军事上屡遭挫折、部队损失严重的情况下，经党中央的耐心斗争,以及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努力被迫同意北上，于1936年6月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7月率部与第二方面军会合北上，10月与第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等地会师。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之后，张国焘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1938年春，张国焘逃离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特务集团，同年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1949年逃往香港。后定居加拿大。1979年12月3日病逝于多伦多市。

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十分恶劣,危害巨大。因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握有八万红军。他闹分裂,党当时还拿他没太多的办法,只有通过忍丶劝丶适度斗争等冷处理,同时借助共产国际的力量,才使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野心未能得逞,使党避免了一次灾难。

毛泽东后来回忆同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那一幕深沉地说; 这是他政治军事生涯中最黑暗的日子之一。朱德后来也回忆称: “革命生涯中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但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心情沉重”。

从党经历的这些危机中我们可以悟出,共产党的诞生丶成长丶发展十分不容易。党之所以能每次逢凶化吉丶遇险化夷,转危为安,走向胜利,其根本靠的是三条:

一靠初心信仰。国民党蒋介石之所以屠杀共产党,根本的是初心信仰同共产党格格不入。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虽然不矛盾,但二者毕竟不是一个层次和一个目标。其实,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思想基础就不牢,是在两党内部都有强烈反对意见的情况下,由共产国际“作媒”和孙中山出于想得到苏联的援助的思想指导下免强实现的,即才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因为两党的初心使命信仰不同,决定了不可能行稳致远,所以当孙中山一去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就立即屠杀共产党,叛变革命。1937年的国共第二次合作,也是张丶杨抓住了蒋介石,用刀架在蒋的脖子上才答应的,而且他拒不签字,结果没过多久,蒋就撕毁协议,进行反共和打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丶新四军。抗战一结束,蒋就挑起内战,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可见初心信仰是否一致,对于党派的合作十分重要。在党内也是如此,那些党的叛徒就是初心背离丶信仰动搖丶气节丧失才投敌的。

二靠人心向背。从对党的历史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挫折甚至危机,共产党都能最终化解危机,不会垮掉,就是因为共产党:一得党心----广大党员心向党,尽管少数党员甚至领导变质变节都摧垮不了这个党的整体,党有极强的凝聚力;二得民心。人民深知,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人民从心眼里拥护爱戴党,心甘情愿地跟党走,使共产党可以战胜任何敌人而不被打垮,这就是人心向背,得人心者得天下。

三是出了个毛泽东。从我党经历的许多危机乃至整个历史长河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在我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中起着无人能比的伟大作用:是他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枪干子里面出政权”的正确理论;是他探索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是他把旧式军队改造成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是他领导中央红军取得四次反围剿胜利;是他在湘江战役后提出改变向湘西进军,从通道转兵贵州,避免了中央红军全军覆没;是他在遵义会议后,带领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克服千难万险,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延安。总之,在每次党的危机关头,都是毛泽东站出来力挽狂澜,拨正航向,扭转乾坤。试想,如果当代中国没有出个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将会怎样?中国革命又将会是怎样?            (2021,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