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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发表时间：2021-07-25 18:02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学习中共党史心得之六 万保民
讲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能不讲到共产国际,在中共初创阶段及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共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共产国际就很难产生共产党。我们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主义诞生在德国,最早传播在西方,在法国巴黎曾试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结果失败了。后来在俄国传播,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在俄国成立了共产党即布尔塞维克,领导俄国人民在1917年进行‘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王朝,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克思主义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因此,列宁为了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于1919年在莫斯科创立了共产国际,这是一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国际组织,运作到了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5月25日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同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存在24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先后出现过“四个国际”组织:1864年9月28日,马克思创建了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联合会。1889–1916年产生第二国际即“社会主义国际”。1919年,列宁在莫斯科创建第三国际又名共产国际。1938年9月,由苏联的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组成了国际性联合组织又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自称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于1929年被苏联驱逐出境后，创办《反对派公报》，建立托派组织。认为斯大林主义控制了共产国际，宣布他们的活动方针不是对共产国际进行改革，而是同它决裂，1933年第四国际建立,其目的是为了与第三国际抗衡。主张实行“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建立“世界社会主义联邦”。30年代后半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期其力量有较大发展，主要分布于西欧、北美和拉丁美洲。1953年以后该组织多次发生分裂,到70年代后逐渐解散)。 共产国际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团结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确立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彻底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共产国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成员最多时包括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组织、曾有400多万党员，召开过7次代表大会、13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共产国际的活动,主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导。 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笔者慨括为,既有功劳也有苦劳。 所谓功劳主要表现在: 共产国际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初次传入中国是1899年4月，西方基督教会在上海设立的出版机构——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了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一文。该文系英国哲学家本杰明·颉德所著的《社会进化》一书的前四章，文中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和《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文字。“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梁启超流亡日本，作为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并谈到马克思的中国人，开始接触到马克思著作。1902年10月他在《新民丛报》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介绍了马克思。此后，梁启超相继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以1904年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开始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成为中国最早专门介绍社会主义的文字，梁启超也因此成为在其论著中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中国人。 虽然很早就有人在中国提到马克思及其主义,但没有引起中国知识青年的关注及重视,马克思主义真正传入中国的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苏联革命的成功给中国人以惊醒丶以示范丶以引领。从那以后,共产国际和列宁十分关注中国革命的发展,尤其是五四运动后,多次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中国的情况。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代表魏金斯基到北京,同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并经李大钊介绍去上海同陈独秀等会面,交換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李大钊丶陈独秀等一批寻找救国之路的青年深受启发,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濃厚兴趣,开始创办刋物和建立研学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及俄国的经验。从此,共产国际就一直指导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級进行革命。 共产国际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深厚的国际背景和社会基础的。那个年代,我国有一大批立志救国的知识青年到日本和西方求学,经过艰难探索,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革命的榜样,主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 共产国际想在中国发动无产阶級革命,发展组织,专派代表到中国同李大钊丶陈独秀联系,研究建立中国共产党。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20年8月在上海,陈独秀等人成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此后到1921年上半年,在北京丶武汉丶济南丶长沙丶广州等地和在日本丶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陆续建立了相同性质的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或支部),加入共产主义组织的人称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了提高青年觉悟,为党培养输送干部,1920年8月,在上海还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又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建立了团组织。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又派马林和尼科罗夫斯基到中国,具体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罗夫斯基先后讲话。马林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共产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战友，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做出自己的贡献。尼科罗夫斯基亦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形势以及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中共一大召开后给共产国际写了报告,说：“我们在这里非常高兴地说：希夫廖特同志(马林）和尼科罗夫斯基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尼柯尔斯基同志把成立远东局的情况告诉了我们，并向我们述说了他对俄国的印象。在这个报告以后，根据尼柯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告诉他们代表大会的进程。”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说“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作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尼科罗夫斯基和马林一起来中国开展革命活动，有力地加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进程，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共产国际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初创时,遇到许多困难,不仅人数少,力量单薄,而且缺少经费,召开一大会议的经费还是共产国际支持的。苏俄政府为了支撑共产国际的活动,把从沙皇及其贵族和地主资本家那里剥夺来的金银财宝,偷运到欧洲去倒卖成外币，直接用来支援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团体。 因为中共的组建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完成的，它的各方面准备都明显不足,是共产国际帮助才走上现实的革命道路。因此，中共早年的大批干部都是送到苏联去学习培养的，共产国际从1921年中共成立之起，到1930年代中期，中共一直在莫斯科派驻有自己的组织机构。中共最初的党纲、政纲，包括统一战线和联合国民党的政策方针，都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制定的。中共召开六大,在国内没法召开就移到莫斯科开。六大的各项政策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各项政策法律，都是由莫斯科的苏联专家制定出来，然后直接译成中文。 根据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三大的相关信件、报告和张国焘1929年的回忆中可知，中共自正式成立之日起，就不得不全面接受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援助。按党章党员固然需要交纳党费，但是，由于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照布尔什维克的建党方法，把自己变成了职业革命家组织，骨干党员大都是以党的事业为职业的，因而也必须要靠党来解决生活经费。但是，从中共二大以后党费就收不上来,中共运作的经费只有向共产国际伸手。 共产国际开始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预算，按月向中共党、工、团等组织提供固定的活动经费。有特别事项则还需要提供各种特别经费。随着党员人数的日渐增多，这方面的经费提供额度也日渐庞大,到1927年，各项经费加起来，莫斯科提供给中共的经费已不下100万美元了。 由此可见，共产国际这段时间对中共各项工作，包括党内干部的配备和任命等都是起主导作用的,包括共产国际派往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 共产国际促使国共两次合作,使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 共产国际对中共和中国革命的意义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共产国际给予中共关于中国革命的马克思、列宁的理论特别是俄国革命的经验,极大地帮助了幼年的中共提高理论水平,认识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帮助中共改变一厢情愿的革命幻想，依照不同形势和阶段制定不同的政策策略起到重要作用。正是这些重大政策和策略的正确制定，有效地提升了中共的政治斗争能力，促进了中共力量的发展壮大。共产国际的两次统战政策给中共带来了飞跃发展。 第一次是1922年-1923年，共产国际明确提出统战政策，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在帮助国民党革命的同时，创造独立的生存空间和斗争形式。结果，中共从国共合作前一个只有400名党员的秘密小组织，不过两三年时间，一跃而发展成为一个拥有5.7万党员和掌握着上百万工农团体的群众性政党。 第二次是在1935年-1937年，共产国际下令重新恢复一度放弃的统一战线政策，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再度合作。中共据此放弃了此前的苏维埃革命方针，改行民主政治的斗争目标和争取一切中间派的斗争策略。结果，中共从国共合作之初只有两三万正规军、两万多党员和陕甘宁十几个荒僻之县，不仅成功度过了八年艰苦抗战，而且再度一跃而成为拥有100万军队、120万党员和拥有1.5亿人口，占据着西北、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大片敌后根据地的庞大政治军事力量，拥有了足以同国民党相抗衡的强大实力。国共两次合作,都是由于共产国际从世界革命大局考虑,给中共指示和指导而成。 共产国际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了积极作用。 在革命初创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显示出了非凡的能力与才华,但处处受到李徳丶博古等的排挤,在改变毛泽东这种受打压的态势时,不仅有毛泽东等同志的斗争,也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及支持。当初,在中共唯共产国际是从的背景下,要想取得中共的领导地位,没有共产国际的认同和支持是不可能的。 在中共不断发展壮大的时候,共产国际一直注意在中国党内物色成熟精明和有能力的最高领袖。在这方面共产国际花了很多功夫，先是用陈独秀这样的大学教授，后是用向忠发这样的工人大老粗，然后又挑了自己培养的留苏学生王明丶博古来挑大梁，但没有一个是他们满意的。在斯大林和莫斯科领导人的眼睛里，这个人理当是经验丰富，而且足以应付中国军事革命这一特殊环境丶有相当威望的干部。 莫斯科最早注意到毛泽东是在1927年初。当时，北伐战争顺利进行，但两湖农民运动出现了过火的情况，中共中央正力图矫正。共产国际这时正积极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激进，对中共中央的措施颇抱怀疑态度。恰好这时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面肯定湖南农运“好得很”。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读到后公开表示赞赏，并将毛文刊发于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以示推崇。 国共关系破裂之后，毛泽东没有按中央部署进攻长沙，而是率秋收起义残部转去井冈山“落草”。从1929年起，莫斯科开始高度重视“朱毛红军”的发展，并长期跟踪，还连续在其机关报上予以公开报道。当1932年主持临时中央的留苏学生们想把个性极强的毛泽东从军事领导岗位上排除出去，并计划将毛从苏区送到苏联去“养病”的时候，共产国际则明确地表示了反对。它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必须要“团结”好毛泽东，并注意发挥毛的作用。 1934年，已经退入中央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在对国民党的“围剿”作战中陷入全面危机之，共产国际显然再度注意到了毛泽东的作用。他们不仅批准将毛泽东重新选入政治局，而且开始在莫斯科公开译制毛泽东的文集，出版毛泽东的中文选集，发表毛泽东的个人传记，并且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破天荒地把毛泽东的头像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几个著名领袖人物的头像一起悬挂在会议大厅里，实际上公开表示了莫斯科对毛泽东的态度。在这种国际环境和红军需要毛泽东出来的水到渠成的背景下,1935年1月遵义会议正式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共产国际明确表态，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要像众星拱月一样围绕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正式表态支持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担任最高领导人。 还有,共产国际对张国焘另立中央丶分裂党的行徑也进行了鲜明的批评和制止。在张国焘个人野心澎涨,设立第二中央,自任主席,不听中央同志劝阻时,是张浩从共产国际返回延安,代表共产国际表明张国焘的行为是极端错误的,张国焘虽然可不听中央同志的劝吿,但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还是不敢不听的,所以当他看到张浩的电报后不久就自动宣布撤销第二中央,带领红四方面军北上。 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关心和呵服,使中共产生了对共产国际的崇拜与依赖，导致中共什么事都要请示报吿共产国际,这样形成了不论适不适合中国实际,都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革命遭受不少挫折,其起到的作用只能用“苦劳”概括,其表现是: 一味要求中共完全照搬苏俄革命模式。共产国际从欧洲和俄国革命历史中搬来的理论和经验，特别是它基于苏联利益制定的战略基点，极大妨碍过中国共产革命的进程。如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苏维埃革命和暴动政策，就是依据俄国革命阶段划分的经验，把中国的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一并排除在了革命队伍之外，并列为最危险的敌人。在俄国人帮助拟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中，甚至明文规定:中国革命的力量，可以享有国民权利与待遇的，只有工人和贫苦农民两部分人。这一极端政策把中共弄成了“孤家寡人”。按照这样一种政策策略来对待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及其社会阶层，最终不可避免地会走到毛泽东所说的那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地步，把一切可能联合的对象都推到敌人一边去，从而使自己惨遭失败。 一味要求中共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暴动推翻国民党反动派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开始重视武装斗争,要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走俄国革命的路,中共先后在南昌丶广州等城市发动了武装起义,都遭受失败。 一味要求中共领导人要由工人担任。共产国际形而上学地把工人阶级的政党理解为工人政党,对中共中央由知识分子控制的局面不满,多次指示要求“领导干部成分工人化”,致使在18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由工人向仲发当迭中央政治局主席,1931年4月,向仲发因革命意志不坚定而叛变,使中共遭受重大损失。 还有,共产国际派的军事顾顾问李德到中央苏区,指导中共中央红军的军事斗争,不仅未给中央苏区带来益处,而且造成损失。 1932年3月11日，共产国际派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曾任苏军骑兵师参谋长)。共产国际派李德来中国，是因为共产国际认为中国会走和苏联一样的道路，革命也会在城市首先发生，而李德有巷战经验。李德来华后，得到王明路线在中国的代言人博古的充分信任，他骄横拔扈,独断专行,利用 “三人军事小组”,极力排斥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用阵地战逐渐变成红军的主要战斗手段。李德的累次军事指挥失败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长征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同志曾评价共产国际，说它是 “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中共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这既是坏事又是好事,所谓坏事是中共不能及时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帮助,所谓好事是促使中共进行独立思考,学会自己走路,自主决策,逐渐走向成熟。特别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剥夺了此前得到共产国际认可的留苏学生博古的负责人的地位，推举了另一位留苏学生张闻天任新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对此，共产国际事后没有出面否定，但它却通过派遣长期在共产国际做领导工作的中共领导人王明回国，将总书记负责制，改变成了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不能不说是件好事。 从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走向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共产国际作为国际领导中心的作用，乃至于苏联作为无产阶级祖国的地位，都不得不让位于中共革命自身的利益需要了。到了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中共破天荒地拒绝共产国际要求采取“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两年后，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莫斯科在延安的代表发现,毛泽东不仅毫无痛惜之情，而且还颇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从历史看,共产国际对中共自身的发展与成功意义重大,但是,也正是由于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共才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在抗战中迅速壮大，最终形成了足以威胁国民党统治的强大实力。抗战结束后，中共又在美苏之间纵横捭阖，利用抗战胜利后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不过三年就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实现了20多年来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孜孜以求的革命目标-----建立新中国。 (202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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