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共一大代表的几点研探

对中共一大代表的几点研探

学习中共党史心得之七

万保民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参会13人,代表全国58名党员。对于这第一次会议的重要性初期并没有什么概念,没有人能预测到这个党会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大的重要性是随着党的地位的提高，才愈来愈加重砝码。

由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后成为领导14亿多人口大国丶拥有95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引起世界的注目,各国有六百多个政党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笔者对党的一大代表若干问题颇有兴趣,想对其进行些研探:

一丶关于代表人数的问题。

因为当时出席代表名额分配是由上海筹备的几人商定的,也未设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各地来了谁就是谁,参会的人数没有现场签名,记载主要靠当事人的回忆,因此,对于代表人数的认定就存在着分歧:有13人说、也有12人、11人和10人之争。

12人之说的来源有多个，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张国焘，另一个是共产国际的报告。毛泽东在1936年秋同斯诺谈话时，说参加一大的代表是12人，但没有列出代表名单。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又说是12人。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党内已确立了真正的领袖地位，他的说法也就带上了权威的性质。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也说是12人，且在列出的名单里去掉了何叔衡。为什么？他给出的理由认为何是位“冬烘先生”，对共产主义完全无知，并说，他还因为听不懂大家讨论的内容而提前离开了。
   11人之说，是将两位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排除在外。有人认为他俩当时都是中学生，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0人之说的原由:一是何叔衡提前走了,二是在会议召开的第八天，参会代表陈公博的住处附近发生了命案,当晚又遭到法租界警探闯入搜查，于是“一大”会场从上海转到了浙江嘉兴继续进行，而李汉俊、陈公博未能前去参会，最后闭会时的代表只剩10人。

周佛海于1927年发表的《逃出了赤都武汉》中说，参加会议的代表是11人，并给出了除两位济南代表之外的名单。1936年，陈潭秋在莫斯科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说是13人，并给出了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的名字。

在1959年之前，董必武一直坚持13位代表的说法，还给出了13位代表的名字,但在1959年的时候，他看到了中央档案馆送给他的苏共移交的共产国际关于一大的报告，里面说代表人数是12人，他就表示愿意放弃13人的这个意见。可据后来的考证，共产国际的报告是将陈公博排除在外了。原因是陈公博没有参加在南湖的闭幕会议，上报国际的闭幕会议决议自然没有他的名字。董必武是受了这个材料的影响。
　　李达在1949年前后写的自传里，给出的代表名单里排除了包惠僧。他写道：“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7月23日晚上开会的时候，包也随代表们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去拒绝他，这是事实。因为当时并不知道应组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代表们并不承认他是代表。事后，包惠僧自称是广州党组织的代表，这不是事实。广州代表只有陈公博一人。”
　　按照李达的解释，包惠僧确实参加了会议，但不是代表。董必武说包惠僧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算代表。另有人解释说，包惠僧是作为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参加的，算不上正式代表。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在讲话中也明确排除了包惠僧。这么一来，12人说几乎成了定论。
　　那么，为什么焦点集中在包惠僧身上呢？是因为包惠僧后来有过长期的脱党行为，并在新中国成立势所必然的时候仍在观望；还有对陈独秀不来参加会议，叫包惠僧代表陈有反感？
　　对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正如李达所说，当时并没有设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因此就不存在代表资格问题。当时李达、李汉俊在上海发出与会通知的时候，只是让各地的小组派出两位代表，并没有指定由谁参加，只要是小组派出的与会者无疑就是当然的代表。有人说包惠僧来自武汉，这没错，但他是广州推荐的,他就应算是广州的代表。除了海外代表一人，其他各地方小组的代表都是二人，这就可以很清楚地得出结论。,一大代表为13人。

几十年以后，经过党史专家的考证，终于得出一个大家都比较认同的结论：当时的代表为13人，他们是张国焘、刘仁静(代表北京),王尽美、邓恩铭(代表济南),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李达、李汉俊(代表上海)，毛泽东、何叔衡(代表长沙),陈公博、包惠僧(代表广州),周佛海(代表日本)。再加上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尼科罗夫斯基，参加会议者共15人。

二丶关于陈独秀丶李大钊为何未出席一大的问题。

对于最早同共产国际接触并接受其指示成立共产党的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何未出席共产党的一大会议?研究党史的学者说法很多,主要有这几个版本:

第一种说法是陈丶李二人工作忙不能参会。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时，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也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负责人。因此，共产国际代表特意指示要陈独秀本人和广州代表一起出席党的一大。但陈独秀当时在广东政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政务缠身，不便离开。于是，他在广州党员会上提名由陈公博和包惠僧出席一大会议。包惠僧曾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了200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开款子的事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独秀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4点书面意见，则委托陈公博带到大会。

李大钊当时除了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时值学年终结期间，公务繁忙，无法亲自前往上海出席会议。这样，北京党组织就开会推举了张国焘和刘仁静去出席一大会议。张国焘回忆说：“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这个决定，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参加。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总之，一大代表回忆中所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未能出席这次会议，都是因职务所在公务繁忙所致。

第二种说法是,陈独秀对共产国际代表有意见而不参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指导中国共产党一大会议筹备工作,所有方案和代表名额分配等都未事先同在广州的陈独秀商量,陈的个性和自尊心极强,认为马林独断包办“一大”的事项,觉得同其合不来,赌气不去上海参会,而是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代表广州和自已出席。

第三种说法是,认为陈丶李二人不重视而不参会。笔者认同历史学者的这个观点,南陈(独秀)北李(大钊)作为中共主要创始人,如果觉得这次会议重要,肯定会放下手头上的工作赴会。他俩可能认为,在1920年各地就已经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立。召开一大代表会议只是个形式问题,代表大会不是成立大会,可参加也可不参加。如果不是有这种思想,那么作为一直致力于组建中国共产党丶为建党奉献一切的陈独秀和李大钊,难道分不清党的代表大会与其他事情孰轻孰重?难怪后人从未听到这两位当事人对此事作过任何解释。

中国共产党的誕生,虽然在当时不是特别显目,但从历史的长河中可以看出的确是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它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就有了主心骨丶芯片,是她团结带领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杰的斗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 “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又经过72年的艰苦奋斗,实现了从站起来丶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梦想。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我们十分怀念和敬仰革命先辈,参加一大的13名代表的确不简单,能在那种社会背景下集聚在一起,花了9天的时间纵论国际国内形势和建党大业,决定党纲,选出党的负责人。此后,各人因自己对信仰的理解和坚守的程度不同,走出了不一样的人生路。

当年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各自的心境是不相同的:有的是真心想成立一个先进组织而自愿参会;有的是受人指派参会;有的是利用旅游顺便参会，这些人的初心人基本决定了其人的生结局。当然,光靠那次开会还检验不了一个人是否真信共产主义,但时间是最好的裁判，行为是最好的说明。从总体上划分,13名代表的人生结局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类：叛变类3人。张国焘、陈公博丶周佛海。

张国焘在中共一大被选为中央组织主任，后来由于激烈反对党的国共合作战略，并在党内组织小集团，受到中共中央的尖锐批评。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在北京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他经不住严刑拷打，招供了李大钊等不少革命同志。是年10月，中共组织营救被捕人员，张国焘亦同时获救。出狱后，其变节行为被隐瞒了下来。1927年7月底南昌起义在即,张赶到南昌企图制止起义。1931年4月，张国焘被中央指派进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根据地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在这里，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大搞肃反扩大化，错整了不少好同志。在长征期间，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抗日方针，妄图用武力挟持党中央，分裂红军。他自立“第二中央”，自封主席，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可以说，张国焘是我党历史上闹分裂的元凶。1937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国焘也写了《我的错误》的检查。鉴于此，中共中央仍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1938年4月4日即清明节前一天，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身份去陕西祭扫黄帝陵。正值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也在拜祭。祭毕，他便一头钻进蒋鼎文的轿车去了西安。4月7日，国民党安排他去了武汉。在武汉，张国焘拒绝周恩来、博古、李克农等对他的批评和挽救。4月17日，周恩来与他作了最后一次谈话，向张国焘提出三条供他选择：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三条。次日，中共中央当机立断，做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自此，张国焘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死心塌地地在国民党营垒里干了长达十年的特务勾当,后病死在加拿大。

陈公博自参加中共一大为转折点，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热情急剧下降，以至于在几个月时间内对共产主义学说产生了怀疑和困惑，后来产生出国留学的念头，逃脱党的工作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为此，中共中央召开杭州西湖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会后，中央要求广州党组织断绝与陈炯明的关系。但陈公博破坏党的纪律，公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遭到中央的批评。中央要求他去上海回答党内的质疑，他也不予理睬。后来，他竟公然声明绝不受党的羁束，不再履行党的任务，与中共中央决裂。不久，他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1925年4月，陈公博从美国回到广州，随即加入国民党，再度登上政治舞台。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短短几个月，陈公博从一个刚入共产党的新党员跃进国民党核心领导层，成为国民党大员。1927年4月，汪精卫已是武汉国民政府的首脑，陈公博成为汪氏政治上的坚定支持者。后来，蒋介石将汪精卫赶下台，陈公博被迫逃往香港。

“九一八”事变后，蒋汪实行暂时合作。陈公博就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公博与已叛国投敌的汪精卫、周佛海狼狈为奸。1940年3月，汪伪政权“还都”南京。陈公博充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伪立法院长，参与和策划了汪伪政府的重大决策，成为汪伪政府的第二号人物。11月，陈公博以立法院长的身份主持签订了“日汪基本关系条约”。这是一个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卖国条约。1944年3月，汪精卫因病赴日就医。根据汪的提议，陈公博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之职。伪最高国防会议、伪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会议、伪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等，可谓集大权于一身。同年11月，汪精卫病死。陈公博继承汪氏身前之职,在“就职训词”中，他极力鼓吹“两个凡是”：“凡是汪主席手定之政策，皆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是汪主席生前之设施，皆为公博现在之设施。”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陈公博之流慌作一团。8月16日，陈公博主持召开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伪国民政府解散宣言。由于深感罪大恶极，难逃惩罚，陈公博于1945年8月25日在日本人的庇护下乘专机逃离南京前往日本京都。在日本，他如坐针毡,约过了五十来天,10月3日，陈公博由中国武装军警押解回国，被投进苏州监狱。在狱中，他写下了洋洋万言的自白书，为自己的罪行辩解。1946年4月12日，陈公博被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6月3日上午被执行枪决。刑前，他的反共反革命的行径作了最后一次充分的表演，他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悬悬放不下的还是一个共产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党的前途，关系到先生的前途。”这封信为他既是汉奸，又是蒋介石的走狗的双料货色作了注脚。枪决时，他还悲哀地求法警帮忙，做得干净些。

周佛海开完“一大”后就准备同杨淑慧结婚。后因杨父反对，他带着杨淑慧于1921年11月再度前往日本就读。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1923年毕业回国,不久他应邀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党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中共广州支部负责人对他进行了耐心批评和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后来竟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离党。从此，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蒋介石对周佛海也委以重任。从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为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出谋划策，成为蒋身边的“文胆”之一。这样一位心腹，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周佛海后来会背叛他。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周佛海基于抗日必败的论调，与汪精卫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和政治主张而“物以类聚”了。周佛海抱着强烈的政治野心投靠汪精卫，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在汪伪营垒中，他通过金钱收买和封官许愿等手段，发展和培植亲信，还搞起特务组织并亲自担任头目。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周佛海是汪伪政权的主要组织者，也是握有实权的大汉奸，占据了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要职。他还向汪清卫表白忠心：“生死相共，患难相随。”汪精卫死后，周佛海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与陈公博结合得更紧了。

在抗战中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抛弃了曾向汪精卫作过的信誓旦旦的“表白”和“保证”，厚颜无耻地倒向了蒋介石。1942年10月，他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还安排重庆的特工人员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共产党等革命势力进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伪政权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蒋介石再表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在主席之前。”这种种“杰作”，使周佛海赢得了蒋介石的嘉奖，并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从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一个来月后，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快速严惩汉奸”的压力下，周佛海被软禁在重庆，后来又被移交南京监狱。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由于蒋介石念其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出面干预，才被减为无期徒刑，保住了脑袋。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发作暴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第二类：脱党类3人丶李达丶刘仁静丶包惠僧。

李达早年在长沙、北京等地读书，1913年到日本留学。1918年5月参与组织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罢课回国请愿。1919年五四运动后，在《觉悟》副刊上连续发表文章，积极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由日本回国后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并于同年11月主编《共产党》月刊。1921年7月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宣传。同年9月创办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革命丛书。1922年7月，中共“二大”后，李达与陈独秀在对国共合作问题等的矛盾日益尖锐，并辞去了中央局宣传主任,遂离开党组织。后他到长沙任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学长。1923年4月与毛泽东一起创办《新时代》月刊，任主编。1938年到桂林，任广西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由于他长期进行进步活动，抗战中期以后，长期困居家乡并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监视。1947年至1949年任湖南大学教授。1949年5月，他前往北京,后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的诬陷和迫害，同年8月含冤去世。

刘仁静参加一大后回到北京。他与邓中夏一道筹备创办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这份杂志在国内小有影响，深受广大青年朋友的喜爱。后来，该刊迁往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1922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他随陈独秀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因陈独秀不能用外语演说，刘仁静承担了大会发言任务。会上，托洛茨基单独接见了他。这使他受宠若惊，也为他日后对托氏理论产生信仰埋下了伏笔。

1926年，刘仁静受党中央派遣，再度赴莫斯科，进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学习期间，苏共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尖锐斗争。斗争的结果，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并被驱逐出境。得知这一消息后，刘仁静十分震惊，且与托氏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1929年4月学习期满后，他没有直接回国，在没有向党中央以任何形式请示的情况下，擅自去土耳其拜访流亡的托洛茨基。不难看出，刘仁静成为托氏在中国的忠实门徒。1929年8月，刘仁静回到上海，恽代英代表党组织找他谈话，他拒不向党坦白,在多次批评教育无效的情况下，是年12月29日，党中央在《红旗》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限他三日内说清问题。可刘仁静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最终自行脱党被除名。刘仁静一心要当托派的首领，自称“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在托派组织里搞得乌烟瘴气。1935年11月，国民党宪兵逮捕了刘仁静，并将其押送到苏州反省院。1937年4月，刘仁静被释放，并通过关系在国民党三青团内谋了一份差事。没多久，他来到西安，在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任上校教官。后又去陕西省教育厅任编审，同时担任《正报》的主笔，直至抗战结束。1948年，他跑到南京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

上海解放不久，刘仁静来到北京。刘少奇亲自找到他，严厉地批评了他的错误，责其进行深刻反省。刘仁静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几个月后，他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刘仁静声明》，被刊载在1950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后来，他被安排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并从事编译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仁静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冲击，还一度被关进监狱。后因毛泽东出面保护被放了出来，尔后过起了“隐居”生活。

198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时，新华社记者专门采访了唯一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并刊发了专稿《访问刘仁静》。文章结尾有一段刘仁静的自述：“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上的出路。”1986年底，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1987年8月5日清晨，刘仁静在持剑横穿马路口时，被快速行驶的公共汽车撞倒致死。他是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最后一个告别人世的。8月12日，有关部门为他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其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包惠僧在中共一大后的头几年，先在上海参与编辑《劳动周刊》，后来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长。1924年，包奉党组织之命加入国民党。1925年2月，蒋介石、周恩来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和部分学生首次东征，留下校部的学生无人管理。廖仲恺给蒋发电报，要周恩来回黄埔,蒋介石回电说前方工作重要，周不能回校。于是，廖仲恺任命包惠僧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就有了前方主任周恩来、后方主任包惠僧之说。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清党”，包惠僧被清洗了出来。此后，他辗转于湖北老家、江苏、上海等地避难。不久，他因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便脱离了共产党。脱党后，包惠僧在上海帮他人办《现代中国》杂志，以卖文为生。1931年，他凭借在黄埔军校与蒋介石共过事的关系，当上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后来任军委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1936年，由武官改

为文官，任内政部参事。1944年起，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该部人口局局长。1948年，包惠僧带着家眷到了澳门。在澳门，包惠僧一家人靠发放的那点遣散费生活，日子一天不如一天。1949年9月，在去台湾还是去北平或者留在澳门的问题上，包惠僧犹豫不定。这时，他想到了当年的那几位中共朋友，就给毛泽东写了信，又分别给周恩来、董必武发了电报。大意是祝贺他们建立了新中国，同时也为自己的过去忏悔，要求回北京。经过一个星期的等待，包惠僧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复电。1949年11月，包惠僧回到北京。周恩来与包惠僧作了长谈，并将他安排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不久在国务院参事室任参事。“文革”中，包惠僧受到冲击。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腹主动脉瘤破裂大量失血而离开人世。

第四类：牺牲类4人   邓恩铭、李汉俊、何叔衡、陈潭秋。

邓恩铭,中共一大、二大代表，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山东党组织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1920年11月，邓恩铭与王尽美等人组织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1922年1月，邓恩铭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1925年2月，发动青岛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7年4月，邓恩铭赴武汉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1928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邓恩铭在济南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邓恩铭和战友们被押到济南市纬八路刑场，慷慨就义，终年30岁 。2009年9月10日，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何叔衡,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早期组织。1913年，何叔衡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讲习班，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学志同道合，成为最好的朋友。1920年冬，与毛泽东共同发起成立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1928年6月，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时壮烈牺牲，时年59岁 。2009年9月10日，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李汉俊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组织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二·七”罢工的组织者还有林祥谦、施洋丶李育南、陈谭秋。李汉俊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挥笔写下“大地赤化”四个大字。由于张国焘不顾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十多条严格要求，并要吴佩孚一一答复，致使罢工失败。施洋、林祥谦被害，李汉俊等人被通缉，不得已离开武汉去上海，又转到北京。1927年12月17日，由于李汉俊、詹大悲二人在《新华日报》丶《楚光日报》上多次揭露蒋介石的可耻行为，林运圣带着一批军警，将李汉俊和詹大悲住所包围，并将二人抓走。胞兄李书城知道后，请时任西路军总指挥的程潜营救。程潜打电话接不通，又派他的秘书赶往汉口济生三马路(今汉口单洞口门内)，可岗哨林立不让进营救未成,最后以“共党首要分子”之罪名被桂系军阀杀害,年仅37岁。

后来，共产党为是否承认李汉俊为共产党员产生争议，认为李汉俊脱离了党，又加入了国民党不能算革命烈士，使烈士几十年不能含笑九泉,后是毛泽东给了李汉俊的人生正名,并为其家属颁发了烈士证书，特别写道“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陈潭秋 无产阶级革命家。1920年和董必武、刘伯垂等7人创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1年创办湖北人民通讯社任社长。7月，陈潭秋与董必武一道参加了中共一大,回武汉先后任中共武汉地委、武昌地委、湖北地委主要负责人，1923年2月发动与领导了武汉各工团学生组织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斗争。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执行委员,红军长征时,他留任中央苏区领导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8月派往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遭国民党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于迪华(今乌鲁木齐)。2009年9月10日，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第四类病逝1人丶王尽美。

王尽美1919年在山东参加了“五四运动”，并在运动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同年他来到北京，接触到李大钊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外埠通讯会员。在参加一大后，他根据中央指示，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山东的大部分地区都建立起了党、团组织，后来他又来到北京，领导工人的罢工运动，为他们争取了很多利益。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他最终积劳成疾，感染了肺结核病，最终1925年在青岛病逝，年仅27岁。2009年，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第五类：革命成功类2人丶毛泽东、董必武。

　　回味这五类人的人生过程与结局，给人以许多启示:

　　第一类人叛党时间虽然不同但性质相同,都是信仰出了问题。陈公博、周佛海开完“一大”觉得共产主义很迷惑不解,很快叛党投敌，最后竟然走到了当汉奸的地步，连国民党都看不下去，结局是一个被处决，一个死于监狱。张国焘开完“一大”16年后才叛变，根源在于他违背初心使命和信仰,个人野心膨涨、军阀主义思想作怪,选择叛党投靠国民党,又得不到重用心不甘,最后流亡异国他乡。历史证明,叛变叛徒都没有一个好下场。

第二类脱党人,是先信仰马克思主义,后因信仰动搖脱离党组织。李达脱党后还留恋马克思主义，看到革命成功了建国后又重新入党。刘仁静、包恵僧二人脱党后，成为藉藉无名之辈,若不是每年一度的纪念活动还不得不列上他们的名字，早已无人记得他们。

　　邓恩铭等牺牲的四位代表，是为建立新中国献身的330万共产党员的一员。当时,他们面对敌人的屠刀，可以选择投降、叛党，变为陈公博和周佛海那样的第一类人，或者选择脱党成为第二类人，然而他们却选择了为信仰牺牲,赢得人民的永远纪念。

　　想当年,那一代革命先辈,面对内有两千年封建压迫，外有帝国主义百年欺辱的旧中国，他们自觉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入党的初心使命,用巨大的牺牲换来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当家作主。他们功盖千秋,名垂千古！

　　从对党的一大代表的分析,我们可以悟出一个道理:一个人的信仰绝不是一次性的选择，而是终生的实践。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的共产主义信仰是极其严肃的，一旦信它,就有可能意味着牺牲，也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没有中间状态。谁曾预测到,一大会议定下的目标，会在其中一位与会者----无比坚定信仰的毛泽东率领下,经过28年的奋斗取得成功。今天我们之所以纪念百年前的那次会议，并不只是因为会议本身，而是因为有了后面的成功。

　　毛泽东曾经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附”。正是共产党人选择了共产主义，中国的仁人志士才团结在了这面旗帜下，赢得了民族的解放。

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人的成功不靠别的,靠的就是信仰。共产主义这面旗帜，过去是我们凝聚人心、取得成功的武器，今天、明天同样丢不得，丢了就会出问题。

(2021.8.7)